以地理视角探析人类文明——葛剑雄新作《何以世界:透过地理看人类文明》出版

体娱场 |  2026-11-21 20:49:43 原创

孟秀丽来源:半岛都市报·半岛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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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葛剑雄的新作《何以世界:透过地理看人类文明》(下简称《何以世界》)由天喜文化策划、天地出版社出版。书中,葛剑雄教授依托其30余年学术研究积淀与70余国实地行走经验,以地理为核心视角,拆解人类文明兴衰的底层逻辑,为大众打通历史与地理的认知壁垒。全书格局宏大、贯通中外,打破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认知割裂,以通俗故事讲透文明规律,是一部兼具权威性与通俗性的历史地理通识佳作。日前,葛剑雄教授就该书创作接受了半岛全媒体记者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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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深耕历史地理数十年,游历70余国,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用一本通俗通识作品,向大众讲透地理与人类文明兴衰的底层逻辑?

葛剑雄:我本来写的是“地理环境和人类文明”,编辑希望有个醒目的标题,我以前出过一本《何以中国》,他们建议把书名改为“何以世界”。这本书写的是我这些年在各地考察的感悟,以及近年来对地理环境和中华文明、世界文明的关系的思考,其实有些想法早就形成了。譬如我比较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这是1998年我到莎士比亚的故乡去参观,当时就感受到这两个基本同时代的戏剧家,最后影响差别那么大,恐怕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原因,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

2003年我参加中央电视台与香港凤凰卫视联合拍摄的大型纪录片“走非洲”,我担任北线的嘉宾主持,走了8个国家。我们开着越野车去拍摄、考察的地方,一般游客不会去或是到不了。我们要拍摄,就要考察它的历史背景,这使我有机会思考这些问题。总而言之,其中的一些想法是最近二三十年里陆续形成的。当然,有的地方去的时候还没有感觉,但结合历史文化、结合人类文明发展,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些思考和感悟有的已写进了我的论文或访谈中,但有一部分是专门为准备这个题目重新思考整理的。

这本书内容最早是我为喜马拉雅制作的音频节目,当时他们要求每集10分钟左右,节目播出后很受欢迎,我考虑到这些内容对我而言是常识,但大多数人恐怕还不知道,有必要进一步扩展它的影响;出版社也建议根据音频整理成文字稿,我再加以修改补充,就形成了这本书。所以,这本书并非深入的研究,而是把我这些年来的一些思考、一些新的想法整理出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记者:从《何以中国》到《何以世界》,从“解读中国文明”延伸到“俯瞰人类世界文明”,两本书的创作逻辑、视角差异有什么不同?

葛剑雄:因为书名关系可能给大家造成误解,其实这两本书是有很大差别的。《何以中国》是我的一本文集,把我最近十年来这个题目下的研究成果收集起来,有论文,也有一些普及文章,包括序言、一些评论性文章,不是一本专著。之所以用这个题目,是因为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何以中国》这篇文章,其实是为科学出版社的《品读中国》写的序言,文中对中华民族的概念讲得比较清楚,影响比较大,后来编文集的时候收入其中,以此作为书名。

《何以世界》是真正想通过地理环境的解读让大家对世界文明有更清晰的认识。这两个题目有一点是相同的,我的研究重点是历史地理,就是历史时期的地理,所以我一向很关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所依托的历史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产生的影响。中华文明是在五千年历史地理中形成发展的,世界文明如希腊、罗马、巴比伦也都是在当时当地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它们有共同的规律和特点,这是一致的、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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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大家“正确认识自己和世界”

记者:专研学术之外,您也出过一些科普类图书,这部《何以世界》也是,为何会做这样的科普创作?

葛剑雄:我感到有些学术研究成果,对社会起不到积极作用。书里写的很多内容在历史学界、地理学界认为是常识,但大部分公众并不了解。社会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很多专家对自己专业以外的很多知识也不了解。我这本书不仅是向公众普及,也向非本专业的专业人士进行普及。我们也需要其他领域知识的普及。社会学科、人文学科也需要普及。近几年我出了不少普及性读物,希望这些成果能够对社会、特别对非我们专业的专业人士起到更大的作用。

一般人讲到地理马上想到自然地理,山、河、海、陆、气候、植被、植物、动物、沙漠、高原等,但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人文地理环境,这是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所形成的景观、活动的产物及其空间分布,例如城市、交通路线、经济、文化等。一般来讲,自然环境变化比较慢,但人文地理变化很大,2000多年前,孔子登上的泰山在今天高度基本上没有变化,但当年孔子时的曲阜城现在已大都埋在地下了;泰山上的缆车、上山道路也是人文地理环境,变化很大。所以,我们了解中华文明,既要了解自然环境的变化,也要了解人文环境的变化,它是自然环境和历史人文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这一点,我们专业以外的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也还不太了解,所以我想通过这样普及性的书,使更多人了解、理解。

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我们要走向世界,国人有很多了解世界的机会,这种情况下,在理解中华文明的同时,我们也要进一步理解世界的文明,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也认识世界。其实这也是文化自信的一部分,要充分尊重人家的文化自信,如果拿自己的优势比较人家的劣势、拿自己的长处比较人家的短处,是做不到费孝通先生当年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你要理解、欣赏、赞美人家的文化、文明,才能实现不同的文化、文明和谐相处,达到天下大同的总目的;而且了解了人家的文明,认识到人类各种文明、文化,都是不同的地理环境的产物,才能够自觉做到文明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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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影响人类文明

记者:四大古文明唯有中华文明未曾中断,请从历史地理学视角分析一下原因。

葛剑雄:中华文明远离世界其他文明,地理障碍在工业化以前是没办法克服的,我们与其他文明互相隔绝。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没有受到外来文明的侵略、战争征服,欧洲环地中海很多文明是被消灭的,不是自然消亡。当年波斯大帝扩张到帕米尔高原,亚历山大大帝东进也只到北印度,14世纪初中亚帖木儿大帝要进攻明朝,还未进攻自己病死了……距离遥远且有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印度洋等天堑,其他文明难以进入中国内地,这是地理环境决定的。而且我们周边就没有更强大的文明,其他弱小文明都受到中华文明影响,有的成为中国的藩属国,有的整体吸收了中华文明。可见,中华文明能够长期延续,受益于这样的地理环境。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跨海过来,我们就不安全了。

反过来,中国没有像西方大国那样对外扩张,也是地理环境造成的。首先中国土地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养活自己的人口,整体上没有生存压力,只有十六七世纪以后,东南沿海有些山区出现了生存压力,有些人开始下南洋。正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农业生产,所以历来统治者决定要不要去扩张的衡量标准,就看是不是适合农业生产,譬如西汉时候的疆域,跟今天的相比只缺内蒙古高原、东北、青藏高原三处,不是没有能力去占有,而是没有需要:要么不适合农业,要么太冷,没有扩张的需求。不像欧洲有些岛国,到一定时候只有向外扩张,到外掠夺到外殖民。所以中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对外界要讲德,不要讲兵,要靠德化,不要用武力。这跟地理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

记者:请举例谈谈不同地理环境对人、对人类历史或文化的影响。

葛剑雄:像古代北欧的维京人,为什么形成海盗文化?因为他们自己的地方大半年都是黑夜、都是冬天,没有办法种庄稼养活自己,他们的生存方式就是去大海上寻生路,海盗文化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产生的。而中国的儒家文化,重视农业生产,重视教养德化,因为基本上没有生存压力,可以比较从容地发展文化,那也与环境有关。

个人比较,如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因为大英帝国的崛起,英语成了世界语言,莎士比亚的作品才得以传播开来;英国已经有发达的海外贸易,所以莎士比亚的题材就很广,他笔下的《威尼斯商人》写了欧洲;彼时英国已成为商业社会,他的戏剧可以售票上演,已经可以有收入。而汤显祖的知识基本局限于本土,剧本题材狭窄,是文人雅士自己玩玩的,其作品产生不了市场价值。这样一比较,就不只是他们两个人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地理环境,特别是人文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差异造成的。

观念方面,书里举了苏东坡的例子,他被贬到海南岛时认为到了天涯海角,是穷途末路,这实际上是中国一种普遍的观念。但是欧洲的航海家到了非洲大陆的顶端,将其称为好望角。为什么像苏东坡这样杰出的中国人到了海边就觉得穷途末路,而欧洲的航海家到了海边反而看到了希望呢?这就是不同的文明。他们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不同,欧洲人生活在地中海周围,长期把海洋看成航路,陆地的结束不就是海洋的开始吗?但是中国人长期满足于陆地给我们的条件,对海洋的要求无非鱼盐之利,没有航运的需要。两者参照物不同,文化不同,双方观念不存在优劣好坏,都是各自从自己的地理环境中产生的。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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