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的死震惊了美国， 超过了自 1941 年 12 月珍珠港遭袭以来的任何其他事件。 刺杀引发的巨大悲痛比林肯、 詹姆斯·A·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 和威廉·麦金利遭暗杀以及罗斯福于1945 年 4 月的猝死给美国人带来的悲伤感还要强烈。 无论林肯的遇刺多么令人痛苦难忘， 夺走 62万条性命的 4 年血腥内战或多或少使人们对失去国家领导人而造成的恐惧心理有所麻木。 林肯的死仿佛是一种命中注定—4 年灾难的最高点检验了国家的生存能力。 加菲尔德和麦金利的遇刺是对政治威信降低了的总统的攻击，是对那些不像罗斯福或者约翰·F·肯尼迪牢固影响着全国想象力的人的攻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 因罗斯福的去世所产生的悲痛程度便不像假如此事发生在战争中期—假如在那个时候失去他的领导，全国恐怕更难战胜内心的悲伤。

　　相比之下， 肯尼迪的突然遇刺仿佛是断送了全美、全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尽管最初在民权、古巴和苏维埃苏联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判断失误， 但肯尼迪后来的表现增强了全球对他改善世界局势的期望。 他对改善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对提高世界各地生活水平的显而易见的愿望， 使人民相信这并不仅仅是所有政治家都会承诺的寻常的和平与兴旺论调， 而是深思熟虑后的坚定信念的表现。当他呼吁减少赋税、呼吁立法保证宪法承诺的平等待遇时， 这些大胆的创新动议似乎很可能会提高国家的安康。 当他敦促控制核军备的时候， 他似乎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利益的捍卫者， 而且还是个人道主义者，在争取营造一个更加理性的世界， 与 100 年来的恐惧、 仇恨和战争因素抗争。

　　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在给施莱辛格写信时反映了国外的感受：“ 我不想夸大其词： 这也许不能与亚历山大大帝死时人们的感受相比拟;但是我认为， 此事的突然性， 以及一大批人心中怀有的某种不同寻常的希望突然悬在了半空中的感觉， 是我们一生中独有的—仿佛罗斯福在 1935 年被谋杀了， 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以及所有其他人都还活着， 而且许许多多的张伯伦和达拉第还在四处游荡”。
　　肯尼迪的遇害所引发的不仅仅是阴谋说法， 还有公众对他深深的怀念。 在他去世 50 年后的今天，美国人仍然将肯尼迪评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 5 位总统之一。 在 1975 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为总统排名调查中， 52%的答卷人将肯尼迪排在首位， 位居林肯和罗斯福之上; 10 年以后，他仍然排在第一位， 支持率达到 56%。在 1999 年 2 月总统日上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宣称， 林肯是我们的总统中最伟大的一个， 并列排在第二位的是华盛顿、 约翰·F·肯尼迪、 罗纳德·里根和比尔·克林顿。 2000 年， 肯尼迪名居榜首，其后是林肯、罗斯福和里根。 2001 年有关里根 90 岁生日的报道将他推到了首位，排名第二的是肯尼迪， 林肯第三。

　　我们怎么能够解释为什么肯尼迪长期影响着公众的想象力呢?他在总统位置上的 1 000 天—在美国历史上， 这是第六短的任期—很难与最著名的总统华盛顿、 林肯和罗斯福的政府相提并论。专业历史学家们也无法相信肯尼迪配得上这么高的地位。里程碑式的立法愿望、 对黑人争取法律下平等待遇的压力的过度谨慎反应， 以及在外交事务上的混合业绩—导弹危机中取得的成功和禁止核试验协议的胜利， 被悬而未决的古巴问题和在越南的越陷越深所抵消—这些都令学者们相信，肯尼迪并不是一个真正出色的总统。此外， 有关肯尼迪玩弄女性和健康问题的披露， 也导致人们怀疑他能否成功地获得连任。
　　但是， 公众在衡量总统业绩方面还有其他尺度。 披露出来的肯尼迪私生活丑闻对于公众欣赏他的总统业绩来说没有重大影响。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怎么看重他的健康问题、 性丑闻和与萨姆·詹卡纳的交往， 认为那是些未经证实的闲言碎语， 没有表现出对他履行总统职责有什么影响。 尽管对隐私的兴趣使提供煽情故事的图书成了畅销书，肯尼迪的个人魅力却比有关他不忠、 不道德行为的指控更具有持久的吸引力。 公众对白宫录音带和好莱坞一部描写肯尼迪在导弹危机期间如何卓有成效的影片的浓厚兴趣， 以及在纽约、波士顿和华盛顿， 人们排着长队争先恐后参观杰基·肯尼迪私人衣柜和作为第一夫人的财物展览时的情景， 这些都再一次证明了肯尼迪仍然深得人心的地位。

　　公众对他的依恋同时还源自一种信念， 即他的当选减少了宗教信仰和种族根源对总统位置的约束。不错，肯尼迪以后，还没有其他天主教徒当过总统。但是罗纳德·里根虽然本人不信奉天主教，却有个信仰天主教的父亲。 此外， 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1984年的天主教徒杰拉尔丁·费拉罗(Geraldine Ferraro) 和 2000 年的犹太人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表明约翰·F·肯尼迪的总统身份大大减少了进取白宫道路上宗教信仰的阻力。同时， 妇女当选总统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事了。 对于数百万美国少数民族人口来说， 肯尼迪仍然不仅仅是一个生命和任期被过早地中断了的聪颖而有希望的年轻总统。 他是一个永远的证明，即在 1960 年以前并没有觉得自己完全被美国接受的少数民族—尽管宣传的调子并非如此—已经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了头等公民。在归化入籍的美国人眼里， 肯尼迪的富豪名门家族身份、 哈佛的学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主义， 以及入选众议院、 参议院和白宫的事实， 足以把他塑造成一个伟大的总统。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 他们都分享着已经由跻身美国贵族阶层的肯尼迪们所实现的梦想。

　　肯尼迪的死起初表明， 人类关系史上最丑恶的势力战胜了实现更加美好时代的希望。 但是， 正如沃伦所预计的那样， 他的去世带来的悲伤转化成了一股势不可当的力量，实现了立法和国际领域里的成就， 而这些成就都活生生地见证了他在创建一个更加公正、 更加繁荣、 更加和平的世界方面的真知灼见。 这位“ 没有幻想的理想
　　主义者” —这是肯尼迪对自己的描述， 一定会为自己无谓的死带动下而实现的进步而感到自豪。 但是， 对于有些人来说， 这种补偿是不够的， 因为他们相信，如果肯尼迪在白宫再执政 5 年， 并在离开总统位置后继续他的事业， 那么他就能保护国家免于诸多损失和挫败， 就能避免因为刺杀事件和越南战争而产生的疑虑和乖戾，就能造福于国内、 国外不计其数的人民。
　　本文节选自《肯尼迪传》(上下全二册) 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4月出版

签审： shanq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