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玮

王定国，原名王乙香，103岁的老红军，系“中共五老”之一谢觉哉同志的夫人。1913年出生于四川营山，1933年参加红军，1935年参加长征，曾三过雪山草地，当年出任过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文工团服装道具股股长。

    年已逾百岁的王定国就是一本书，老人的经历尽是传奇。老人说，长征是一种精神， 给了她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和力量，一直受益走在此后的人生道路

乐观而坚强的漫漫长征

从70多岁开始，王定国开始练习书法和绘画。家里随处可见她的书画作品，而其中大部分都和长征有关。一幅名为《强渡嘉陵江》的水墨画，是王定国于1996年10月、长征胜利60周年的日子所作。约4米长的长方形画面上，乌云密布，山色苍茫，红旗翻卷，江水奔腾，炮火击起了数道冲天水柱。冒着枪林弹雨，红军战士们划着木船向江岸猛然攻击——气势磅礴的画面，生动地再现了红军战士英勇不屈的大无畏气概。画的下端空白处密密麻麻留着徐向前、林月琴等20多位长征亲历者的签名。
这幅画是王定国根据自己的记忆，画的红军战士强渡嘉陵江的场面。王定国的长征路就是从这场战役开始的。1935年3月，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于塔山湾主渡口打响了强渡嘉陵江的战役，几万名红军分批乘船开始渡江。当时，王定国就在其中的一条船上。在国民党部队的层层拦截和48架敌机的狂轰滥炸下，当时只有24岁的保卫局连长王定国眼看着身边的很多战士还没有战斗就已经牺牲在江中。

如今，王定国一想起那时的场景，头脑里就会响起飞机的轰隆隆声——飞机来了，红军战士就地卧倒；飞机飞走了，红军战士一跃而起，继续前进。飞机上扔下无数炸弹，无处可藏身的红军战士倒在血泊中。在老人眼前，那些残酷的镜头似乎如同昨天一样鲜活滴血。 
强渡成功的红军在登岸后，歼敌1万余人，迅速摧毁了国民党200余里的钢铁防线，吸引了几十万的国民党部队，为中央红军的胜利北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嘉陵江战役是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的第一场战役，也是他们在整个长征过程中经历的最大、最艰苦的一场战役。所以至今王定国对这场战役仍然记忆犹新。强渡嘉陵江后，王定国没有想到，接连不断的危险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绵延两万多里的长征路上，危机重重，王定国感到比敌人的枪炮更可怕的是饥饿。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沿途老百姓都离家逃跑，将能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走在前面的部队把沿途能吃的都吃了，后面的部队就没法找到能吃的东西。很多红军战士被饿死在路上，饥饿也使王定国骨瘦如柴，当时她的体重还不到50斤，随时可能倒下。 
1935年，为迎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部队决定扩大宣传队伍，爱唱爱跳的王定国被调到隶属于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前进剧社，任服装道具股股长，主要负责演出的服装、道具、化妆等工作。王定国回忆，当时，剧社条件非常简陋，她想了很多办法应对。没有道具，每到一个地方演出前，她到当地老乡家里借门板、桌椅作道具；服装是有什么穿什么，譬如，演地主的时候就穿上从地方家里拿来的衣服，演老百姓的时候就穿借老百姓的衣服；而化妆则都是王定国自己设计的，先研究一下人物，再想怎么去体现人物，用墨汁画眉毛，用买的红纸等当作口红。
在艰苦的行军中，王定国和剧社的同志们每到一处，顾不上休息，就到战士们中间，教唱歌曲，排演节目。在翻山越岭的时候，他们从队头走到队尾，用激越、诙谐的快板和歌曲，鼓舞同志们克服困难。
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经两河口来到毛儿盖，作短时间休整。休整期间，两个方面军的战友互相慰问。王定国随剧社到红一方面军驻地慰问演出，演出之后，听说周恩来副主席正在生病，剧社的易维精政委和周武功队长带领王定国等剧社各股长共六七个人前去看望。虽在病中，周恩来仍和大家亲切交谈，夸奖剧社同志说：“你们剧社这些女孩子又行军，又打仗，又演出宣传，真是不简单！”
随后，王定国一行又去看望了挨着周恩来副主席住的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用藏民的木头碗泡“茶膏”招待大家。当时茶树上最好的嫩尖芽做茶叶，老叶子做茶砖，剩余的筋筋络络捣碎后熬制成茶膏。在长征路上，毛泽东也就只有一点儿茶膏喝。话题转到演出上，毛泽东说：“你们演的剧里，刘湘投江了（刘湘是四川军阀，剧社当时演的剧目有一出叫做‘刘湘投江’），可是演戏只代表人们的心愿。别忘了，刘湘还没死。反动派，你不打，他是不倒的。刘湘也是不会去跳河自杀的。”王定国等人听了，十分钦服。
王定国所在的红四方面军，3次翻越雪山草地。年轻的王定国当时并不明白如此艰苦的行军为什么会一次次重复，她知道的仅仅是不停地赶路，因为停下就可能意味着死亡。“剧社大多是年轻的女孩子，长途行军又累又困，在队伍暂时停止前进的片刻，站着也会睡着。有时候夜行军途中忽然命令原地休息，一坐下就睡死过去，醒来一看队伍无影无踪。拼命追赶几个钟头才能跟上队伍，这时就又哭又笑。”　　
当时，长征的队伍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让王定国至今记忆深刻。那时候，如果你走在队伍中，可以看到走在前面不少战士的背上都写着字，而且每个人的字都不一样。在参加长征的战士中，不少人出身贫穷，没有机会读书。于是，在漫长的行军途中，聪明的红军战士才想出这种怪招。当时，王定国也不识字。于是，她一边行军，一边学文化。在长达一年多的行军途中，王定国竟然认了不少的字，这个收获非常出乎她的意料。一路上，同样出乎王定国意料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她在长征路上还帮了毛主席一个小忙。
毛泽东烟瘾很大，但艰苦的长征路上怎么能找到烟叶呢。王定国和同志们就找没有毒的树叶子，背在背上甩干，然后给毛泽东当烟叶抽。在王定国的印象里，长征路上，毛泽东和大家一样，不骑马，徒步走路，一路上抽着战士们为他卷的树叶香烟，和战士们说笑着，毛泽东的乐观也同样感染了王定国，让她更加坚信脚下的征途。
长征路上，王定国一直非常幸运，她挨过了饥饿，躲过了敌人的子弹，走过了随时可能吞噬人生命的草地。但是就在1936年，红四方面军翻越雪山的时候，王定国的身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创伤。当时，他们要翻越的雪山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终年积雪，在雪山顶上，她的一根脚趾永远留在了那里。

那个晚上，王定国和战友们互相挤着睡着了，但人太多被子盖不着，王定国醒来后，发现自己的脚趾冻僵了，她拿手一摸，脚趾一下子竟然摸断了。这样的情景在现代年轻人想来，有些恐怖，但那时的女红军战士王定国却丝毫没有难过与害怕，她把伤骨磨平，包扎起来，仍跟随在长长的行军队伍中。
乐观和坚强让王定国在艰苦的长征中坚持了下来。1936年10月王定国跟随队伍到达甘肃会宁，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当时，她走完了长征，也走完了自己人生中最艰难、最难忘的一段路。

救助西路军幸存战友的工作跨越了近半个世纪

早在2003年，小儿子谢亚旭就向母亲提起，为了纪念红军长征出发70周年，2004年让母亲“重走长征路”。这个建议令王定国非常高兴，在其他儿女间也得到一致支持。对怎样重走长征路，王定国自有自己的打算，那就是“看看红军遗址，看看健在战友，看看老区百姓”。
2004年6月，王定国到达四川省天全县，这是她重走长征路的第一站。在瞻仰天全红军烈士陵园时，王定国听说县里雇了顶滑竿要抬她上山，气愤至极，她大喊：“我是红军啊，我自己能上去！”说着，拔腿就走。作为老红军，王定国在感情上无法接受别人这样的“伺候”。
之后，王定国翻越了二郎山，到达泸定县。在大渡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和摇晃的铁索桥，王定国推开上前搀扶的人，只身在100多米的桥上走了个来回。10月21日，在四川省巴中市，王定国重温了作为红四方面军女战士开始长征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记忆。25日，王定国在通江县的一座普通居民楼里见到在巴中时的部下李玉兰，两个老太太一见面便相拥而泣，场面感人肺腑。次年4月15日，王定国又踏上西去的征程，在甘肃定西、会宁、通渭回首那些挥之不去的往事。
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胜利大会师。王定国没有想到的是，艰苦的征途并未结束。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及三个主力军组成西路军，奉命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打通“国际线”。王定国所在的前进剧社随部队西征，向河西走廊挺进。  
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剧社战士们带有十几条枪，他们抢占了一个三层楼高的土围子，向敌人开了火。愚蠢又凶残的敌人，以为遇到了红九军的军部，立刻包抄过来，一会儿派飞机来侦察，又用火炮轰击。
苦战一天后，剧社已近弹尽粮绝的地步，剧社负责人大部分牺牲。敌人叫嚣着扑了过来，从土墙上挖的洞里爬进来。身材单薄的王定国早已忘了饥寒与伤痛，她举着刺刀向敌人冲去。涌进来的敌人越来越多，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从楼上拖了下去。这时，敌人才看清，和他们相持一整天，消耗了他们这么多兵力的对手并不是红九军军部，而是一群孩子和妇女！敌人大骂上当了。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幸运的是，疯狂屠杀、活埋红军战俘的马步芳认为“剧社有用，留着不杀”，强迫红军战士为他们唱歌跳舞，并且提出扩大剧社。
趁剧社扩大的机会，王定国和战友将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红军女干部掩护进剧社，张琴秋就是其中的一位。西征中，张琴秋任西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是敌人悬赏1000大洋捉拿的红军将领。被俘后，她化名苟秀英，装成烧火做饭的炊事员。得知这个重要情况，王定国同战友们商量，以剧社都是小孩不会做饭为名，提出让“苟秀英”来剧社当炊事员。敌人没有发现破绽，张琴秋顺利来到剧社掩护了身份，躲过了一劫。后来，由于叛徒告密，张琴秋被押送到南京，在周恩来营救下才返回延安。
第二年春天，王定国和剧社其他同志又被押解到张掖敌三○○旅旅部，由敌旅长韩起功监管。一面受到敌人的监视和奴役，一面充当临时的演员。即使身陷囹圄，英勇的红军战士也从未忘记为理想与自由而斗争。在张掖敌旅司令部，王定国发现，有不少西路军被俘同志被敌人强迫在机关内当兵，还有的在电台和参谋处工作。经过多次接触，王定国取得地下党支部的信任，被选为支部组织委员。“这个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同志、传递消息、等待时机、组织重返革命队伍。然而，河西走廊地区被马家军严密控制着，这么多失散的同志怎样才能回到革命队伍呢？”王定国说，那时大家的心情真可以用“心急如焚”来形容。
抗战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党中央在兰州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由与与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和吴玉章一同被誉为“中共五老”的谢觉哉出任党代表。根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指示，谢觉哉一到兰州便着手进行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工作。受谢觉哉委托，在兰州和河西走廊各县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传教士高金城医生来到张掖，立即开设一所福音医院帮助我党为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做掩护。
以医院救护伤员的任务重为由，高金城医生亲自出面向敌旅长韩起功借王定国等7名红军剧社人员到医院当护士。在高金城医生的帮助下，王定国和同志们立即开展秘密接应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工作，福音堂医院也成为张掖县地下支部的秘密联络点。此后，由于营救活动引起敌人的怀疑，王定国等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当年9月，在地下党支部的决定下，王定国告别了善良的高金城医生和同志们，踏上了去兰州的路途。
1983年，王定国重访甘肃，了解到一批滞留在甘肃、青海的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生活困难。她认为，当年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及后果，不能由这些无辜的战友承担，而且，这些人都已经到了风烛残年，现在不解决，后人不了解这段历史，更难以解决。于是，她和伍修权一起，自费跑遍河西走廊，越乌鞘冷，跨湟水河，顶着戈壁烈日，迎着祁连山朔风，为的是一项几十年前没能完成的任务——营救西路军流散人员。那时，经常有素不相识的西路红军女战士找王定国解决问题，经她过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人能叫出名字的就有10多人。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走访，王定国和伍修权向中央写了调查报告和建议，最终促使中央有关部门出台专门文件，妥善解决了遗留多年的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的经济、医疗问题，从根本上为西路军被俘人及离散人员讨回了公道，使西路军的幸存者能够安享晚年，先驱者能够瞑目安息。从此，那些被叫做“红军流落人员”的老人，终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称呼——红军西路军老战士。西路军战友对王定国的义举深表感激，可王定国只是说，“我做了件该做的事情”

叛逆童养媳剪下长辫闹革命

自从参加长征走后，王定国有50多年没有回过老家。改革开放后的1988年秋天，王定国打点行装要回老家看看，这时她已进入古稀之年。从北京到成都，接着从成都到营口，再从县城坐车到乡里，然后走路翻过一座山到了家乡，王定国的返乡之路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半个世纪。
几十年风雨飘摇，王定国与家人曾居住的房屋已不复存在，她头脑里存留的故乡旧貌也已换了新颜。幸好还有旧人可访，王定国专门到与自家相隔不远的邻居家看看，还在这个小时候的玩伴家吃一顿午餐。她一到屋就和女主人拥抱了足足有5分钟，激动，加上欣喜，两位老人都泪流满面。
在自家旧居的位置，王定国看了很久，还不时地向乡亲们提问。和乡亲们合影留念后，王定国与家乡依依道别。回到北京后，思乡心切的她也经常给家乡的乡亲写信问候，有时还寄去一些物品。一次，听说家乡四川营口县受灾了，她又把平时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5000元钱捐献了。令王定国感到骄傲的是，她的家乡营山县安化乡是革命老区，也是早期共产党领导的川东游击队活动的重要地方。1913年冬天，安化乡一个姓王的贫苦佃农家庭迎来一个女孩，取名乙香。据说，王家祖上是从湖北挑担子过来的脚夫，送了货却没有盘缠回家，只得在这儿搭间茅棚安身，传下王氏一脉。
 20个世纪20年代末的四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小乙香一家处在社会最底层，没有田地，没有房子。惟一的栖身之所，是一个借别人的一面山墙搭起的茅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乙香六七岁时便不得不像个小大人一样替父母分担生活的重担。那时候，她跟随父母外出给人家干活，推磨、养蚕、洗衣服，什么活都干。在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时，小乙香抱着和自己一样高的磨棍，从天黑推到月照东墙。说是推磨，实际上是把磨上的横棍捆在肚子上，用整个身子推着磨盘转，同时也防止困倦了摔倒。主人家有时候给几文铜板，有时盛点麦麸子。麦麸子拌着切碎了的红苕叶子，便是小乙香一家人的“美味”。
贫苦生活却锻造了小乙香倔强的性格和刚直的本性。被军阀抓了壮丁的三叔从兵营里偷偷逃跑了，拉兵的头目和当地的土豪便用铁链子锁走了小乙香的父亲，并要王家请客摆平此事。平地起风云，这件事使本来就没有根底的王家不亚于一场地震，小小年纪的乙香毫不胆怯，她冲来人说：“人是你们拉走的，跑不跑我们又不知道，凭什么抓人要钱？”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竟敢顶撞，恼羞成怒的恶棍们狠狠地把小乙香揍了一顿。为了平息此事，王家只得把栖身的茅棚卖了两吊钱，给当官的送礼。一家人只能在街上赁了半间草房，凄惶度日。
即使一家人倾尽全力去“讨生活”，仍摆脱不了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因为贫穷，乙香的一个妹妹活活饿死了；后来，父亲一病身亡，家里没钱安葬，三岁半的二弟被卖掉，换回4块做棺材的木板和两升麻豌豆。 
15岁的乙香也被送给一个李姓人家做媳妇。缠着小脚的她每天在田里一身泥一身水地干活，婆婆生气时就揪着辫子打她。童养媳的命真比黄连还要苦啊！每每被打后，乙香都会跑回自己家，在母亲那儿寻求一点安慰。
那时，川东地下党来到营山秘密发动群众、组织农会。乙香有两个舅舅，都是耿直刚强的农民，他们与地下党员杨克明、张静波等人成了好朋友。乙香家租住的房子靠山的一边地下有个门，如果有人从前门进来，屋里的人可以从后门出去，靠着大山的掩护就能避开追捕。因此，两个舅舅常常带一些朋友来乙香家里开会，谈论一些穷人翻身、男女平等的事儿。
因为这个房子在街上，可以搭几个桌子以卖酒作掩护。每天，乙香和母亲在前面卖酒，看到有可疑的人，就通知杨克明、张静波他们从后门离开。负责放哨的乙香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们是好人”，同样不知情的母亲只是对外称这些人都是自家的亲戚。那个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后来乙香到了延安，看到油印机，知道它在宣传方面具有很大的作用，这才知道当时杨克明、张静波他们藏在家里地窖里的就是印刷革命传单的油印机。
 以卖布做掩护的地下党员杨克明给乙香讲了不少外面的新鲜事儿：山那边小孩子上学不要钱，重庆的女娃儿不包脚等等。乙香当时是个聪明能干、性格开朗、能说会讲的姑娘，她很快就接受革命思想，懂得一些革命知识，后来就到处去向农民宣传。
 渐渐地，乙香不回婆家去了，她帮着送信，放哨。在杨克明的鼓励下，乙香剪了长发，放开了刚裹不久的双足。“放了脚走路安稳，走山路快，干活有劲。剪了辫子，大人想揪着辫子来抓我走也不容易了。”就是这么朴素的想法，让乙香迈出了妇女解放的第一步。李家族长知道后，派来几个人，要抓乙香回去。舅舅和朋友们凑了40多块银元，终于结束了她和李家的婚姻关系。
让乙香至今难过的是，那些从“剪发”、“放脚”开始为她启蒙的引路人，大多英年早逝。西路军战斗中，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的杨克明，同军长董振堂和3000将士一起，战死于高台一役。杨、董二人的头颅，被敌人砍下邀功。1983年，到高台烈士陵园凭吊良师益友的她挥毫写下：“烈士陵园物候新，巍峨遗像见成仁。将军虽死山河在，留取丹心照后人。”
在地下党员肖德兴、杨克明、张静波等人的帮助下，获得自由的乙香联络了10多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三件事，在穷困僻远的地方奔走，向贫苦农民宣讲反对苛捐杂税，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在上级的领导下，乙香和同志们向老百姓作了迎接红军的宣传工作。土豪劣绅全逃跑了，穷苦百姓欢天喜地迎接红军到来。
1933年10月，许世友率领红九军打到营山，解放了乙香的家乡，成立了营山县苏维埃政府，乙香在其中担任内务委员。她此前并没有听说过“许世友”这个名字，但善战的将军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能打仗，走路速度很快”。经肖德兴等人的介绍，乙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起，代表过去的“乙香”不见了，“王定国”这个名字伴随她的一生。
于四川军阀杨森的反扑，为了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支援红军作战，400多人的营山县妇女独立营成立，王定国任营长。她带领妇女营的同志们手持梭标大刀，和男同志一起冲入敌人阵地，杀顽敌，抓俘虏，英姿飒爽。
1934年年初，由于当时妇女独立营很多队员都牺牲了，没有牺牲的人就被分到了部队的各个部门。党派王定国到巴中苏维埃学校学习，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没有纸和笔，王定国和同学们就相互在别人的背上学写字；而且，全凭记忆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当时苏维埃颁布的《劳动法、《土地法》就是他们的教程。虽然学习时间不到3个月，但之前不识字的王定国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字，如“人”、“风”等字。
在苏维埃学校学习时， 王定国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工作队，奔赴红江县。在这儿，她结识了著名的红军女将领张琴秋，“那时她很年轻，皮带上别着一把小枪”。张琴秋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女党员，留学莫斯科五年回国后，先后成为红军中惟一的方面军女政治部主任、惟一的女师长，解放后又是共和国第一代女部长。王定国把张琴秋称为“没有授衔的将军”。
 在张琴秋的领导下，王定国与同志们一起向贫苦农民做宣传工作，扩大红军，平分土地，组织民工给前方作战的红军送粮米、做军鞋，还拿起武器勇敢作战，保卫革命政权。
 当时，国民党军阀对川陕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盐非常紧缺。为了解决根据地军民吃盐的问题，王定国还在通江当过卢森堡经济公社的社长，把卤水提上来在江边熬盐。当时卢森堡经济公社有很多船队，抽鸦片的船员很多，王定国就规定不戒烟的不给盐吃。前些年，王定国去当年的川陕根据地，寻访昔日卢森堡经济公社的旧址，但遗憾的是房子已经不在了。   
晚年，王定国真是个闲不住的老人，正像昔日她在长征路上，无论多苦多累都紧跟队伍往前走。或许，她的人生就是另一条长征路……

责任编辑： 郭爱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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