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是一门修身立德、培养君子的学问，孔子更是将德行视为修身之本（《论语·先进》把“德行”排在“孔门四科”之首），并由此形成了其君子人格的理想境界。在诸侯争霸、政治权威失灵，战争频繁、社会秩序紊乱，礼崩乐坏、文化传承断裂的春秋时期，孔子认为身为君子，应该做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他意识到加强道德修养是完善自身乃至治世的关键。因此孔子主张塑造“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的君子理想人格，以期为“乱世”重建新的道德规范。诚如胡适所言：“孔子指出一种理想的模范，作为个人及社会的标准，使人拟之而后言，仪之而后动。便是人生品行的标准。”（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亦是孔子君子理想人格的核心范畴。孔子首先通过君子与小人的对比，“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强调了君子中亦存在不仁之人，君子也需付诸千万倍的努力才能达至仁德境界，小人则更加难以企及。在孔子看来，仁是君子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最高的理想道德境界，真正的君子时刻都能够做到以仁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处世标准，“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君子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贵还是贫穷，都能始终如一地安守仁义、践行仁德。孔子进一步强调了践行仁德的道德自觉性和个体道德意识的主观能动性。“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孔子认为，好仁之人，会时刻将仁视为行为准则，自身积极主动地践行仁，会“出淤泥而不染”，保持高尚的节操，致力于不使不仁之事牵扯到自身。仁德并不是生而具有，需要靠后天自觉、自主的努力和实践获得。孔子更是将自我修身、克己复礼视为行仁之方，“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德非一日之功，需要依靠自身积极地践行，只有日积月累行仁事，才会成为真正的仁德君子。孔子还赋予“仁”诸多美好的道德德目，“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敏于事而慎于言”“敬事而信”（《论语·学而》）等等。

诚如哲学家牟宗三先生所言：“孔子并不把仁当做一个概念来下定义，也不是从文字上来训诂，他是从你的生活来指点，当下从心安不安来指点仁。这就不是用知识的态度来讲仁。”（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

故孔子把“仁”作为君子所具备的最重要之核心品德，君子要自觉、自主地以“仁”来修养自己的德性，从而使“仁”更好地应用践行于日常生活之中。

君子还应具备“知”的品质。“知”，智也，是指“明道达义，故能不为事物所惑”（钱穆：《论语新解》），即孔子所推崇的君子需大智若愚、仁礼兼备、聪慧睿智。孔子通过对宁武子的赞赏来表明自己对知者的态度：“（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孔子认为知者应该像宁武子那样大智若愚、达观大度，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邦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殷商时期的箕子也是这样的知者，在商纣王询问“时间”时，箕子认为“为天下主，而一国皆失日，天下共危矣。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吾其危矣”（《韩非子·说林上》），于是假装喝醉，称自己不知何时，由此，保全了自己。宁武子、箕子就是孔子所推崇的大智若愚之君子。由于“仁”乃君子所具备的最重要之核心品德，故孔子眼中的知者始终以“仁”为内在依据，“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他认为知者内心认同仁德，并且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够认识到行仁对人生的重要意义，从而坚守仁义，在为人处世中始终践行仁德。孔子亦认识到礼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礼记·哀公问》），孔子认为，“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被框在各种繁琐的礼仪制度之下，事无巨细，都须按‘礼’行事”（王曰美：《中国儒学与韩国社会》），礼仪可以规范人与人、家庭之间、社会生活乃至国家之间的秩序和规范，是使人际关系和谐、社会秩序稳定、国家安定有序的重要保障。所以孔子眼中的知者君子亦是始终以礼为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知者不仅学识渊博，技能过硬，以仁为内在依据，而且能始终以礼为外在约束。孔子还以山水为喻，表明自己对“知”的看法：“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孔子眼中的知者君子如水般灵敏多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具有聪慧敏捷的思维和迅速果断的行动力，会随时依据事态发展随机应变，不会墨守成规，恪守教条。所以，孔子的知者君子不仅学识渊博，还具备大智若愚、仁礼兼备、聪慧睿智的美好品行，从而可以在为人处世中明达不惑。

“勇”是指“见义勇为，志道直前”。在孔子的心目中，所有德行虽然以“仁”为根源，但却表现在对“义”的直接履行上，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最高仁德境界不能凭借主观臆断，需要以客观的“义”为价值判断标准，“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只有在“义”的前提下，“克己复礼”（《论语·颜渊》），躬身实践仁义，方能成就理想君子品格。因此孔子认为真正的君子之勇应该以义为根本，重视仁德，以礼节制。在子路请教君子是否崇尚勇敢之品德时，孔子回答：“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他认为君子在义、勇面前，应该将义置于首位，能够做到在义的前提下挺身而出，才是真正的勇者。见义勇为，敢于担当，勇担重任，是大仁大义之人，相反，“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孔子曾多次论述“义”的重要性，“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等等，在孔子看来，真正的君子，为人处事皆会自觉以义为衡量标准，懂得顾全大局，以义为先，不会为了私利而做损害道义之事，君子即使生活穷困潦倒，粗茶淡饭，身处困境，只要做事坚守道义，也会发自内心的愉悦；如若行不义之事，纵然山珍海味，亦会如同浮云般缥缈不定，无处安身。故勇者首先是仁德之人，拥有仁德之心是成为勇者的前提，“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勇者还需一定的礼仪制度加以规范，从而使自己的行为更加符合道义，“勇而无礼则乱”（《论语·泰伯》），如若没有礼的节制，于自己而言，不具备完善的道德品格，于社会而言，会使秩序紊乱。由此可见，孔子眼中的君子之勇是以义为方向、仁为根本、以礼节制。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立德不仅是每个人最为基本的道德诉求，也是社会进步、国家振兴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立德树人”，并强调要将“立德树人”贯彻到我国教育体系的各个环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孔子所塑造的“仁”“知”“勇”理想君子人格无疑可以为新时代素质教育下的人才培养提供有益启示和重要的价值遵循。

（刘萌，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王曰美，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杜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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