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时节的桂林全州,盛夏的燥热暑气还未消散得尽。跟随着当地人的脚步,记者一行来到了全州城南15公里的觉山铺。

“82年前的那场阻击战,脚山从此变觉山,红军也完成了觉醒。”全州县党史办原副主任卿助南说。

那一年,肩负重大使命的红军战士脚穿草鞋,急匆匆穿行在山峦间。他们忙着挖掘战壕,构筑工事:要不惜一切代价在觉山拖住湘军,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渡江争取时机。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红军战士面无惧色,神色凝重,战友之间相互勉励,互相嘱托。

觉山阻击战,无数英雄以钢铁般的意志与敌军周旋,为主力渡江赢得宝贵时间,为中国革命保存了珍贵火种。

当年两军厮杀的硝烟,如今弥漫成安详的炊烟；当年湘江一带的战场,如今成了金黄的稻田。82载岁月悠悠走过,觉山下的英魂在此安眠。

觉山一战,红军“惊觉”,觉醒和变革迫在眉睫。

胜败,在此一举

红军主力离开中央根据地,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经湖南行近广西,已是人困马乏、疲惫不堪。

路遥能知马力,逆境方见初心。如影随形的危机感,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折磨着所有人的身心,也考验着他们对革命的忠诚信仰。

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影响下,红军抛弃此前正确经验,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坚持以阵地战、正规战保卫苏区。红三军团、红19师为主的东方军和由红一军团、红14师组成的中央红军,在闽西北和抚河与赣江间对国民党军队不停进攻。但缺乏重型武器的红军,在高大垒楼、深长壕沟的野战防御工事前损失惨重。根据地大部丧失,只有少数城镇还在红军掌握之中。

作战屡屡失利,队伍越打越少,形势日益严峻,党中央被迫做退出苏区的准备。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在湘南汝城的山路上联名散发《出路在哪里》的传单。“出路在哪里?”这既是对中国命运的追问,亦是对红军前途的探索。

路在哪里?在浴血的前方。

11月22日,红军占领湖南道县。

下一步要去哪里?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陷入了沉思。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被剥夺军事指挥权力,他为红军的前途深深担忧着。

11月25日,博古、李德在禾塘村(现属道县万家庄街道)作出“南北两路分别从道县和永明进入广西,分四路纵队从兴安、全州一带抢渡湘江”的决策。中央机关、中革军委纵队随即从禾塘出发,于傍晚时分到达寿雁镇豪福村宿营。

豪福村中可供三人同行的鹅卵石道,是当时入广西的必由之路。

在这里,中革军委发出抢渡湘江的政治命令。

如今的豪福村,多数年轻人外出务工,老房老宅日益破败,显得冷冷清清。

村民蒋国树告诉记者,党中央、中革军委当晚就住在村内公共祠堂,红军战士则借宿百姓家。“红军趁着休整间隙,在许多屋子的墙壁上写下宣传口号。”

毛泽东曾总结说,长征是宣传队。红军队伍走到哪里,主张口号便生根在哪里。在蒋国树的老屋墙壁上,“白军兄弟,红军是抗日反帝的力量。我们中央政府早就对日宣战。我们热烈欢迎你们派代表来订立对日作战协定,大家一同北上打日本去!”的标语至今尚存。

当晚,朱德命令进攻部队迅速占领营山山脉各关口路隘,掩护部队于潇水及营山诸隘口阻止追击敌军,野战部队分四路纵队分别向全州、文市以南,灌阳、兴安进发。

也许预估到湘江战役的残酷性,命令强调“……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指挥员要牢记:争取战斗的胜利不仅依靠个人之勇敢,而首长(先)是在正确的指挥部队。”

命令发布,湘江战役进入倒计时。

第二天晚10点,天空繁星闪烁,党中央、中革军委纵队从豪福村出发,经高明桥、永安关,于27日凌晨到达广西境内。

此时,前锋部队红一军团,已抵达湘江东岸。

前方并非坦途,湘军和桂军的大口袋已编织完成,一场恶战近在眼前。

胜败,在此一举了。

遗憾,错失的战机

潺潺的湘江水默默流淌,河底的鹅卵石清晰可见,岸上的灌木丛密集葱郁。

然而当年抢渡湘江,红军绝非信马由缰,可以留恋两岸风光。他们恨不得肋生双翅,即刻飞驰而过。

蒋介石断定,红军即将抢渡湘江,他苦心积虑安排布置了严密的封锁线。

他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亲笔写信谆谆告诫“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追剿”。何键立即布置25个师近30万人,在全州、灌阳和兴安三角区的湘江两岸,准备聚歼红军于湘江东岸。

1934年11月16日,桂军与湘军在全州开碰头会:双方决定,兴安至黄沙河段由桂军防守,黄沙河至零陵段由湘军防守。

“湘军桂军各司其职,互为倚仗,表面看来包围圈似乎毫无破绽。它像一个巨大的口袋,等着红军来钻。但桂系临阵撤防,口袋被撕开大口子,为湘江战役提供了有利战机。”卿助南说。

精于算计的桂系“小诸葛”白崇禧,背地里对蒋介石百般提防。他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自己亮出家底与红军决战,会给蒋介石的中央军可乘之机。所以当得知红军要借道广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桂军立即制定“只打追击,不打阻击,让红军大部沿红六军团老路过后,再打击尾队。这样既奉命打击红军,又可以阻止蒋介石军队进广西”的作战计划。

11月18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攻占湖南江华白芒营。桂军李宗仁察觉撤防时机已到,立即电告蒋介石,声称红军从龙虎关进入广西,要求将湘江的桂军撤至恭城布防,其防线由湘军接管。蒋介石不知是计,同意撤军。但桂军没等湘军接防,便已自行撤军。

11月22日至27日,从兴安县界首镇到屏山渡无人防守,湘江防线上出现了约30公里的大口子。

这是难得的渡江良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然而战机却从红军手中悄然溜走。

11月27日凌晨,一军团在林彪、聂荣臻率领下,在全州凤凰乡大坪渡口顺利渡江,并迅速占领从界首至屏山渡境内所有渡口。

大坪渡口的红一军团,连续发出催促主力红军渡江的“十万火急”电报,可扛着全部家当的中央军委纵队始终无法加快行军速度。

时任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长的陈伯钧后来回忆,“长征开始是搬家式的,以后是退却逃跑式的,不是积极的战略移转。那时不但不把各主力部队扩大,反而把直属队扩大,每一个军团成立后方部,有的有一千副担子,有的有八百副担子,我们的军团就有一千副担子,什么东西都挑上。军委纵队更吓人,约3万人的庞大机关,还要部队掩护。供给部卫生部人很多,连一个石印机都要带上。野战医院还以为就在附近苏区打仗,所以就连屎盆尿盆都带了。”

庞大的辎重队伍,在山间羊肠小道行走,怎能加快行军速度?

11月26日,中央军委纵队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

两天的战机稍纵即逝。这是冰与火的两天,生与死的两天。战机遗失,阻击部队将付出沉重代价。

得知桂军撤防的湘军,已倾其4个师兵力,马不停蹄赶往全州。11月28日,湘军刘建绪部进占全州,红军渡江先机已失。

大敌当前,只有恶战了。

11月28日,在全州城南才湾鲁板桥村一株古树下,湘军与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先头部队交火。北上意图占领全州的红五团,只能退至觉山布置阻击阵地。

生死存亡,觉山见分晓。

易荡平,战死沙场是善终

觉山由桂黄公路分割于道路东西两侧,离全州城南15公里,距红军渡口仅有30公里。觉山一旦丢失,敌人将沿公路迅速南下,包抄渡江红军。觉山阻击战,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

红五团政委易荡平审时度势,将阻击阵地设置在此。这里地势南高北低,北来敌人呈仰攻状,而红军则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红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考察地形后,决定构筑两道阻击线,北侧山岭为第一道,南侧为第二道阻击线。林彪把军团部设在距觉山铺不远的山头,指挥所用木板临时搭建,可看到整个战场。

30日凌晨,天气晴朗,银霜遍地,寒风萧瑟,凉意袭人。满山的松树和一簇簇的灌木丛,被红军当作了隐蔽物。从兴安界首赶来的红四团,驻扎在附近山头,和红五团互为犄角。而150公里外的红一师,正马不停蹄赶来协防。他们的任务是阻击北向之敌,掩护主力通过湘江和湘桂路。

疲惫不堪的红一师,昼夜兼程,终于抵达觉山。此时,战斗已经打响。湘军16个团在飞机掩护下全面攻击觉山。敌人先集中力量,猛攻红一师驻守的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双方战斗激烈,反复拉锯,两个山头在争夺中多次易手。

此战极为焦灼。湘军李觉部竟突破红军防线接合部,摸到了一军团指挥部。警卫员邱文熙及时发现这支队伍,迅速报告正在指挥部的林彪、聂荣臻和左权。

三人听闻敌军就在指挥部外,不禁大吃一惊。左权立刻扔掉饭碗,和林彪聂荣臻掏出手枪,组织警卫排参加战斗。

人困马乏的红一师,在敌人的猛攻下伤亡越来越大,被迫退至水头、夏碧田一带,以白沙河为屏障,组织第二道防线。

红一师阵地失守,红二师陷入危境。易荡平率领两个连战士,在先锋岭阵地先后击退湘军多次冲锋。

易荡平,原名汤世积,1908年生于湖南省浏阳县达浒乡金抗村鹤楼。1926年,18岁的易荡平从长沙楚怡中学毕业返乡教学。在共产党员黄建中、彭商人的影响下,他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秘密工作。同年冬,经黄建中、彭商人介绍,易荡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离开浏阳,当地反动势力立刻卷土重来。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惨遭杀害。易荡平隐姓埋名,参加中共济东特委组建的济东游击队。在宣誓大会上,他庄重宣布“我要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不消灭反动派,决不放下枪杆子。从今天起,我正式改名为易荡平。”

汤世积变成了易荡平,更改的是姓名,不变的是救国救民的心。易荡平在济东游击队,一边指挥队伍打土豪分田地,一边耐心作工农思想工作。1931年12月,红五军团成立,易荡平被任命为红十三军三十九师政委。宋任穷后来回忆说:“易荡平在三十九师任政治委员,他政治上很强,不但善于作政治工作,而且作战勇敢,为人正直,团结同志,泼辣果断,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党的政治工作者。”

1934年11月27日,他和团长钟学高接到命令,率领红五团从道县出发,作为先头部队抢占全州。此时全州已被刘建绪占领。易荡平当机立断,改变作战计划,抢先占领觉山,保卫中央红军渡过湘江。

天边刚泛鱼肚白,十几架敌机便开始对觉山轮番轰炸,四路敌军从山脚向先锋岭进攻。身先士卒的易荡平,带领战士打退了敌人一次次冲锋。第二天,红一师的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相继失守,红五团陷入包围。易荡平带领战士,高喊“保护党中央,保卫苏维埃新中国”口号,和来犯之敌激烈搏斗。

此时,中央纵队正朝渡口转移的消息接连传来。

“红星纵队正在接近湘江。”

“红星纵队已经渡过湘江,接近湘桂路。”

“红星纵队大部越过湘桂路。”

几乎每一条消息,都在激励着易荡平坚守阵地,死死拖住敌人。当红星纵队全部渡过湘江的消息传来,浑身泥土和鲜血的易荡平露出笑容,“大功告成,死而无憾了。”

此时的他,浑身多处负伤、腿脚也被打断。他强撑身体,命令指战员撤退,由自己负责掩护。警卫员不忍弃他而去,执意背他下山。易荡平猛地推开警卫员,抢过他的手枪,一边朝敌人射击,一边推搡着战友后退。如潮的敌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先锋岭,易荡平颤抖地扶着树干端坐身躯。“英雄忠报党恩重,战死沙场是善终。”吟完这句绝命诗,他将最后一颗子弹射进自己胸膛。

丰碑,鲜血染红觉山林

红一师和红二师五团的阵地相继失守,压力传导到红四团这边。

1934年12月1日凌晨1时半,形势危在旦夕。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命令一军团“无论如何,必须将汽车路及西南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政治局、军委、总政部又联合下达保证执行命令的指令给一、三军团。

为了红军和党中央的生存和安全,一、三军团作了殊死搏斗的准备。敌人集中兵力从三面向红四团压来,并向背后迂回包抄。红二师师长陈光从皇帝岭阵地传来命令,要红四团转移阵地,以运动战迟滞敌人前进,好为主力部队争取时间。于是红四团一营沿公路东边,二营沿公路西侧边打边撤,尽量阻挠迟滞敌人,……敌人死命猛追,天空战机轰炸,红军每走一步,几乎都要付出血的代价……政委杨成武见一营打起白刃战,便组织二营支援。但在越过公路时,杨成武被子弹击中右腿,栽倒在地。二营副营长黄霖冒枪林弹雨冲到他身边,抓住他的一只胳膊拖出公路,交给警卫员白玉林和团部书记匡汉谋。

杨成武不愿同志为救自己陷入危险,便极力挣扎脱身。白玉林和匡汉谋不顾他反抗,一右一左夹住他往后拖,将杨成武抬到安全地点。后来,18岁的觉山铺村民王寅修和唐功文用一块门板将杨成武抬回村。王寅修的父亲王家良和唐功文的父亲唐宗政又将杨成武抬到资源县油榨坪(现资源县中峰乡),将他交给部队。

入夜时分,皇帝岭三面受敌,危在旦夕。红二师被迫撤至赤兰铺、白沙铺一带,与红一师一道在白沙河阻击敌人。

红一军团的一师、二师与湘军鏖战三天两夜,终于按军委要求时间把湘军挡在觉山以北地域,但他们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当时14岁的大塘尾村人蒋传弟,战后和村民蒋传顶、曹包云来到米花山,发现觉山遍地都是红军尸体。三人“连续埋了三天才埋完,连树叶都被鲜血染红”。

现在的觉山下,岁月已将战争痕迹悉数荡涤,两岸稻田被印染成丰收的金黄色。纪念阻击战而树立的石碑,矗立一旁静默无言。人民没有忘记,每逢初一十五,就有当地人前来祭拜。

红军经过全州,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和军纪败坏的地方军阀天壤之别。当时17岁的蒋敬轩,曾借给红军两床棚垫搭建指挥所。红军借棚垫时说:我是某连某排战士,问一下就可找到我。当晚,红军与湘军打了一仗。第二天蒋敬轩跑到山上,发现红军早已撤走,但棚垫却捆扎好靠在了树边。

“红军冬天穿着草鞋,扎堆睡在村口,吃块红薯都给钱。这样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群众至今都很有感情。”卿助南说。

“三年不食湘江鱼”

惨烈的觉山阻击,与几乎同时的光华铺、新圩阻击,广大红军将士用鲜血铺就了革命前行的道路。

主力部队安全渡江,然而仍有部队远在后方。军委电令身后红八军团:“火速前进,不惜代价,必争二十四小时通过湘江,否则有被敌人截断的危险。”组建不久的红八军团,昼夜兼程,朝湘江赶来。

红八军团已极度疲劳。战士步履蹒跚,能一头栽倒路旁睡着,怎么也喊不醒。军团政委黄苏,看着成排的“睡兵”,急得抡起马鞭劈去,可抽醒这一个,那一个又躺下。军团长周昆急得从机枪班战士手中夺过轻机枪,朝空中扣了一梭子才将士兵惊醒。战士们以为和敌人遭遇,狼狈着弹跳起来,浑浑噩噩四处乱跑,有的撞到树干上,有的跌进沟坎……。

混乱的局面,决定了红八军团的凄惨命运。1934年11月30日午夜,红八军团刚出灌阳县水车不远,追敌来到的消息便在队伍中传开。顷刻间枪声大作,弹线交错流曳,炮弹腾起火团。红八军团一下子全盘乱套:建制乱了,队形乱了,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四处都是涌动人群,如同逃瘟疫的难民。

黑暗中敌我难分,乱仗纷纷,不免出现自相残杀的惨局。一路过去,伤亡遍地,溃兵四散,到处都有丢弃的辎重物资。　

红八军团一团乱麻地朝湘江赶去。因为界首浮桥被炸断,红八军团只能步行十余公里来到红军手中唯一控制的渡口——凤凰嘴。12月1日下午3时,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带着收容的几十人赶到凤凰嘴。此际,这里已尸骸遍布,惨不忍睹。

凤凰嘴江面开阔,没有遮蔽,敌人加紧火力封锁,飞机在上空盘旋,机枪在岸边扫射。一片混乱中,红八军团士兵死伤无数,江中水浪此起彼伏,不断有尸体像潜水一样沉下去,在下游不远地方翻上来……见状,罗荣桓忙令下水涉渡。此时正是枯水季,江水齐腰深,但寒冷彻骨,一步一颤,牙齿嗑得嚓嚓响。

慌乱之中,不知又有多少人倒下,再也没有起来。罗荣桓到达西岸时,跟随他的仅剩扛着油印机的年轻油印员。　

渡江后,罗荣桓一屁股坐在江边土堆上,呆呆凝望着河面。看着在水中挣扎的战友,他仿佛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不大一会,周昆也过了江,身边只剩下几个人。罗荣桓问:“你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赶到江边?”周昆沮丧透顶:“不知道,不知道!伤亡太大了,我也是晒干的蛤蟆,只剩下一层皮。”

当晚收容过江人员、整理队伍,第二十一师完全垮掉,第二十三师减员严重,军团战斗人员仅剩600余人,连挑夫、勤杂等林林总总加起来也不过1200余人。军团已彻底垮塌。

中革军委将八军团剩余人员补充入红五军团,红八军团建制被取消。

如今的凤凰嘴,一艘无动力摆渡船为两岸村民提供便利。年过五旬的和平村村民蒋陆荣,拉船已有16年,每天往返百余次。他自小便听长辈讲,无数先烈在凤凰嘴遭袭牺牲,战士在江上、毛竹林里,被机枪杀死,被飞机炸死,江水为之染红。溪塘蒋家村70岁的蒋受栋告诉记者,父亲当年和老乡在江边含泪掩埋了三天尸体,但更多的红军遗骸则被江水冲走,下落不明。“死的人太多了,整条江都被堆满了,两岸和江中密密麻麻全是人。”红军诗人陈靖有诗哀叹道:“血染十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鱼,河底遍尸体。”

在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纪念公园里,有一道长60米的英名廊石碑。“英名廊”上收录了湘江战役牺牲烈士共20321名,包括师级干部18名、团级干部28名。然而目前尚有上万烈士因无法确定名单而没有载入“英名廊”。

每一个冷冰冰姓名背后,都曾经是一个鲜活生命。他们来自万水千山,长眠湘江两岸。

湘江战役结束了,红军指战员和战士以大无畏的精神,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为中国革命保存了火种。但红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中央红军由8万余人锐减为4万余人,红五军团损失过半,红八军团和少共国际师几乎全军覆没。

惨痛的教训让红军陷入迷茫和思索。

刘伯承元帅后来回忆说:“广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第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情势已至穷境,变革近在眼前。

下一站,贵州遵义。

红军,浴火,重生。

责任编辑： 齐静    

打开大众日报客户端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