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2月,杨海岩出生在梁山县馆驿乡西田店村。虽然家庭贫困,父母、哥哥和两个姐姐还是辛苦劳作,甚至是靠要饭供杨海岩上了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山东各地学校展开,这深深地影响了正在邻村田大店小学读高小的杨海岩。他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偷偷地阅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对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共产主义的种子在他的心中萌发。

如今,已是98岁高龄的老红军杨海岩依旧思维敏捷,逻辑清晰,“党”的形象时刻萦绕在他心间。2016年5月11日,杨海岩在泰安的家中接受采访,谈起入党往事,他精神振奋,娓娓道来。惊险而详细的描述把记者也拉回到白色恐怖下的1936年。

 画在大前门烟盒上的党旗

1936年,从东平县立中学简易师范班毕业后,杨海岩在东平县七区解庄初级小学教书。6月的一天,学校里忽然来了两位他在田大店小学读书时的同学,一位叫董麟伊,一位叫蒋典印。他们悄悄地告诉杨海岩,他们是奉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专门来为他举行入党仪式的。杨海岩听了非常高兴。

接下来的入党仪式,杨海岩一生都难以忘怀。“董麟伊让蒋典印到学校门口放哨,有人来了就大声说话。他坐在我的床上,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烟盒,是‘大前门’的。烟盒上面用笔画了相互交叉的镰刀和斧头。董麟伊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党旗!”

“你敢和蒋介石斗争吗?”

“敢!”

“蒋介石对共产党恨之入骨,赶尽杀绝,宁错杀三千不放走一个,你不怕死吗?”

“不怕!”

董麟伊举起右手握紧拳头,让杨海岩学着他的样子,一句一句跟着他宣誓:“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理想、最幸福的社会制度,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奋斗到底……”宣誓仪式结束后,董麟伊就把烟盒烧掉了。

“宣誓仪式结束后,我再也难以控制激动的泪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此生此世,我就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了!”杨海岩难抑激动之情。

经历了3个月的预备期,1936年9月,董麟伊通知杨海岩,他已经转正,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杨海岩介绍,董麟伊当时是中共山东省委鲁西特委书记；蒋典印的公开身份是东平县九区岱庙镇中心小学校长,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平的第一任支部书记。由省委书记专门派人主持杨海岩的入党仪式,让杨海岩感到莫大的荣耀。他坦言,入党是这一辈子对他影响最深的事。

 保护通信联络站

在白色恐怖中,杨海岩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必须时时刻刻注意隐蔽自己,不能暴露身份。杨海岩先后发展了同学杨启贤、任有刚、展庆琨、侯允贤、宋庆明、宋庆亮、万明礼(万里)以及他的老师田子珍等人入党。除了积极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外,杨海岩还组织了“读书会”,吸收团结了一批小学教员和在乡知识青年,阅读并购置进步书刊,团结了一大批群众,为党争取了更多人民群众的支持,进行抗日斗争。

杨海岩这一时期的活动得到了省委的肯定和信任。为了加强党内联络通信,省委批准在解庄小学建立“党的通信联络站”,指定杨海岩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联络站的任务是接收、保存、传送党内文件,有时还要翻译、抄写。杨海岩回忆道:“当时,传送文件的办法很多,往往用药水抄写在《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书籍的字行间,我们接到文件再用药水显影,誊清后传送出去。”

1937年夏,杨海岩患上天花,大病数月。更加不幸的是,这一年黄河决口,家乡一带田地淹没,房屋倒塌,农民生活难以维持。杨海岩的父母携家带口去黄河北临清一带逃荒要饭,而他则只好到姐姐家治病。秋后,杨海岩的病初愈,经张孝林介绍在宋胡同小学任教。在这期间,杨海岩经常同一些青年人谈心,谈抗日战争发展的形势和前景,讨论什么是共产主义,青年人在抗日斗争中应起的作用等问题,在考察中发展进步青年。

“因为我做工作周密严谨,这个通信联络站始终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为党组织在东平、梁山一带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杨海岩说。

 不到延安誓不罢休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日军攻占济南后,中共山东省委撤到泰安。杨海岩接到山东省委的通知,要求所有党员立即行动起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就地发动组织抗日游击队,动员组织青年到延安去学习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接到通知后,我和万里马上动员组织了东平、梁山的十三位男女青年,10月的一天告别父老乡亲,离开家乡,踏上了去延安的征程。”

杨海岩他们从东平县城出发,步行三天到达了济宁,住在北门里的一家小客栈里,休息了一天。第二天一早准备动身时,省委派人送来了指示:省委将要检查指导东平、梁山的工作,需要留一位同志汇报工作。经过万里和杨海岩的一番商量,最终决定万里折返,杨海岩继续带队去延安。

然而,蒋介石在处理同共产党合作的关系中,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固有国策,仍然积极限共反共。国民党设置了重重障碍,阻碍全国广大进步青年学生去延安。

杨海岩带队奔赴延安的路途上,异常艰险。现在想来,杨海岩仍然心有余悸,十分愤慨:“凡是被他们抓住的去延安的进步青年,不是被送往集中营,就是被强迫去当国民党兵,还有的直接投入监牢。特别是在韩城、西安以北区域,国民党特务、宪兵活动更加猖獗。我们白天就在野外或者老乡家隐蔽,夜间赶路,以摆脱敌人的阻拦、抓捕。不能走大路,只能在荒山野岭中找小路走。夜间在山区走路,山路崎岖,一脚深一脚浅的,经常走着走着就找不到路了,只好看着月亮和北斗星朝着北方行走。”

到了冬天,天寒地冻,更为艰难。他们身上经常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浑身上下伤痕累累。宿营后,又冷又饿,饥寒交迫。下雪天,他们把雪扒开,找些干树枝,点燃后用盆子化雪成水,吃着冻得梆梆硬的干粮,烤着湿透的衣服和露出脚丫的破鞋子。有时不敢惊动老乡,就在雪地里裹着雨布睡上一会儿,醒来后手脚都冻麻木了,活动半天才能缓过劲来。

“越是困难,我们越是坚定不移,不到延安,誓不罢休!”杨海岩一行人历经几个月的长途跋涉,行程近三千里路,终于在1938年2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回忆起这段经历,杨海岩感慨:“是党的指示和信任让我有了坚定的信念。”

到达延安后,北方局的领导接见了杨海岩和队友,把他们安排到抗大五大队学习。“当时的大队长是何长工,他看我是共产党员,安排我当班长。”杨海岩他们就住在新开的窑洞里,“窑洞是潮湿的,我们到山坡上捡来干草铺在地上,晚上就睡在上面。”在那里,他们吃小米饭喝南瓜汤,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大生活使杨海岩无比兴奋。

杨海岩抓住一切时间努力学习,军事技术、政治理论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对党的理论和中国革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抗大毕业后,同学们纷纷走上抗日战争的前线,杨海岩因工作需要留校,在学校警卫连任政治指导员,负责保卫抗大总校的安全。

1940年,杨海岩随抗大总校搬到位于敌后的太行山根据地工作,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新华日报印刷厂党总支书记。以后又到临汾、洪洞、曲沃、冀县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后来到北方局党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晋冀鲁豫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七分区武委会主任。

根据此前在太岳地区开展地雷战的经验,杨海岩开办民兵培训班,训练他们如何埋设地雷,还编了顺口溜:“敌人没到雷先埋,敌人不来引他来,敌人不踩逼他踩,雷公定要把花开。”地雷战对日军和伪军形成了很大的威胁,杨海岩也被当地群众称为“爆炸大王”。

 现身说法带头做男扎

1948年7月,济宁城解放,杨海岩服从组织决定,被调到济宁工作,担任市政府生产局局长兼实业公司经理和面粉厂经理。

1951年5月至1954年2月,杨海岩先后担任济宁市委委员、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和市长等职。他与全市人民一起医治战争创伤,努力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和救济灾民。随后又参与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

1953年7月,济宁市遭遇特大洪水灾害。当时身为市长的杨海岩亲自挂帅任总指挥,组织抗洪队伍两万多人,日夜坚守河堤,经过三次大规模抢险,堵住了多处决口,终于化险为夷。

1956年10月,杨海宁被任命为济宁专署副专员,分管农业工作。他因地制宜,带领农业技术人员不断考察研究,于1963年成功完成了旱地改水田的试验,种植了4900亩水稻,当年亩产达到400多斤,实现了农作物多样化。

1965年,杨海岩被调到泰安地区任地委委员、专署副专员。在这期间,他勇挑重任,带领技术人员日夜奋战,在黄河堤上修建了提水站,引得黄河水灌溉农田,使得当地农民受益匪浅。在当时的条件下,提水站的建成堪称奇迹。

而最令杨海岩感到自豪的,是他在计划生育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

自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计划生育的公开信以后,杨海岩积极响应毛主席“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这一号召,积极认真地投入到计划生育工作中。“我先让各级领导都认识到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这项工作非抓不可。然后深入农村和基层,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认真细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

为了推动计划生育手术工作,特别是男扎手术的开展,杨海岩毅然决然地带头做了男扎手术,用现身说法宣传、动员群众,他也因此被称为泰安地区计划生育战线上细心做群众工作的典范。

1980年4月,杨海岩调到山东省计划生育局,任副局长、党组副书记,主持计生局工作。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1984年12月离职休养之后,几乎没有休过周末的杨海岩终于陪在了老伴樊春林的身边。说起樊春林,她也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典范。

1925年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的樊春林,1941年就参加了革命,积极投身于薄一波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不久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1945年她和杨海岩在共同参与抗日的烽火岁月中相识相恋,并于1946年结为革命伴侣。抗战期间,她在地方妇救会工作。“我妈妈是大脚,行军走路都赶得上,先在地方上参加妇救会工作,积极组织妇女做军鞋、磨米面做干粮,支援抗日的八路军和地方武装……”说起如今已是91岁的母亲,儿子杨瑞满是骄傲。

谈及对父亲的评价,儿媳李颜总结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真是清正廉洁,从来不徇私情,老人经常跟儿子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扎扎实实做好你的本职工作’。他对儿女的要求都特别严,我当时要烫头、穿高跟鞋都不行,他的孩子都要本本分分的,要朴实。而他对同事、朋友和下级都很大度。以前工作的时候,工资基本上没有全部拿回家过,看到谁家里困难就接济一点。自己穿的、用的,也经常送给别人。”

“我当兵的时候,父亲到部队去看我。早晨起来洗脸,我给他打了半盆水,他就说这个地方干旱,你打的水太多,不能浪费,让我再找一个盆,倒出来一半。”杨瑞说,父亲在生活上非常节俭,衣服袜子坏了从来不让丢,前几年还能自己缝补。在家吃饭,不管吃什么,他从来不浪费,吃不完就留着下顿再吃。现在他对孩子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很好,你们都要好好工作,不要为了我牵扯你们的精力。”

如今,杨海岩生活规律,还保持着看书的习惯,《老干部参考》《党建文汇》等杂志摞在他身旁的小茶几上,上面压着一柄厚重的放大镜。“父亲跟着党的脚步走了一辈子,到老也不忘关注党的方针政策。”杨瑞说。

责任编辑： 齐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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