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块极为有限的小小天地中，以其刀笔和结构表现种种意趣气势，形成各种风格流派，是中国所独有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是活生生的、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力量的美——

让中国篆刻成为世界性的存在

3月20日，首届中华印信文化精品展在曲阜开幕，古今篆刻珍品汇聚。“这届印信展既有古今对话，也有国际交流，既有各创研单位的艺术骨干，也有崭露头角的印坛新秀，真正诠释了传统与创新的交融，可谓‘篆刻无限景，都聚展陈中’。”展览主办方之一的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副主任范正红表示。

次日，与该展览配套的“印证诚信 共鉴文明”文化学术论坛、圆桌讨论会、全国印社座谈会在孔子讲堂举行。在这一系列研讨活动中，来自全国的数十位专家，阐述印信文化与诚信文明的历史内涵，对“新时代的诚信精神及其价值意蕴”进行深入研讨，为印信文化的普及推广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全面提升首届中华印信文化精品展的学术高度及影响力。

“这样高规格的展览和论坛，在曲阜举办是最合适的。这里与其他地方的气场不一样，是圣贤之地。诚信和这里有非常浓郁的血脉关系，印信和这个地方孕育、培养出来的文化磁场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也为篆刻家体现自己的家国情怀提供了平台”。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协顾问、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印”与“信”是物证与价值观的关系

在陈振濂看来，在尼山围绕“印证诚信 共鉴文明”研讨，要从“大印学”的角度出发，围绕“学科交叉，文明互补”这两大理念支点往深远处延展，使中国篆刻成为世界性的存在。“在今天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里面，我们的印学和篆刻在‘东学西渐’时有什么样的作为。”陈振濂说，十年以前，整个古代的印章、篆刻史的研究尚在古人划定的范围。“现在我们提出的概念是世界印章史，中国篆刻史很重要，是核心，但世界印章史更重要，我们提出‘大印学’概念。”

陈振濂指出，“印”与“信”的关系，是物证与价值观的关系，是古物凭证与抽象理念的关系，是从形而下的物质到形而上的精神的关系。陈振濂首先展示了一些上古时期原始人留下的印痕，他说：“在没有私有制的原始人时期，人类就有了‘印记’的意识，如一片树叶、一串脚印、一个手印，都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印痕’，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从‘印章’的原始痕迹‘印痕’，到今天形成‘印章’的概念，走过了整个文明史。整个文明发展史可以证明，‘信’通过‘印’来证明其存在。”

剖析开来，“印”作为物证是特别具体的，可以看、摸、把玩；“信”作为一种价值观，是抽象理念，只存在于每个人的思想中。从形而下的物质到形而上的精神，在传统文化中，印、信之间进行了一个勾连，这对我们研究印章是非常重要的认知前提，即没有印不足以言信。

转换角度，则是无信不足以证印。“印章篆刻得再好，从印章文明史的角度，如果没有‘信’这样一个思想支撑，这个印章不见得会有人来认可你的证明。”陈振濂说，印、信是互为循环的关系——无印未足以言信，无信不足以证信。

陈振濂用举例子的方式，讲述了印信文化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时期，印记主要起符号标识功能，例如上古时期陶器上的陶拍，以及私有制出现后烙烫牲畜的标记。

在首届中华印信文化精品展上，展示着数种陶拍。早在齐鲁之地7300年前的北辛文化时，先民使用陶拍在成型的陶器外壁拍打，清楚地留下印痕，这样不但可使裂缝弥合，陶坯质地紧密牢固，还能留下美丽的纹饰。这种拍印纹饰的方式与印信钤盖的方式基本相同，许多专家认为陶拍对于印信的产生有着启示作用。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需要构建一种相互约束的渠道——以“印”来立存照，使社会更加守信。我国现存最早的印章实物发现于安阳殷墟，是商代晚期物品。

“用印来宣示所有权，保证私有财产的稳定与可靠，这时候孔夫子的‘礼’便隐隐约约出现了，人们开始有次序了。如果牵走别人的马，这个烙马印显示是别人的东西，你得送还过去，这个就是次序。物是这样，马也是这样，其他整个社会生活的细节里面，一定也建立着次序。”陈振濂说。

作为符号标识，印、信是合在一起的，印是宣示，信是社会共同约定俗成的规则。这个标识功能为什么不用其他方式，而是用符号呢？“这和中国古代印文化的产生、当时的社会需求息息相关，跟今天在书斋里篆刻不是一回事儿。”陈振濂解释。

“一记多制”固定、重复循“信”

印信文化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印记主要起证明功能。陈振濂解释，这时期印记从“一记一制”发展到“一记多制”，“标记固定，则有‘信’，重复、可复制循‘信’”，还催生了印刷术，促进文明飞速发展。

春秋时期，印章主要应用于器物，一些陶斗、陶缸、陶缶上会有抑印的文字，主要功能便是凭信，证明器物的出处——作者和作坊。首先这是一种责任担当，等于现在的质量保证，第二可以防伪，第三是表归属，即“物勒工名”。“从文明史的角度考虑就是证明这个是我家出产的，此时‘信’开始延伸新的文明样式，这个文明的样式便是‘一记多制’，后面发展到印刷和传拓。”陈振濂说。

“这种印记的证明功能，有两个重点可以把握，一个是固定，再就是重复，不厌其烦地重复。”陈振濂说。这一观点，在东汉时期的学术著述中得到印证：学者刘熙在《释名》一书中言，“印者，信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也解释，“印，执政所持信也”。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以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视角，对中国历代的玺印、印信进行了生动解读。“把诚信和印章联系在一起，是从战国时期出现的，比如说齐国的古鉨印里面就有‘高幽信鉨’的称呼，当时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到了战国时期，玺印才成为一种文化和制度。”

此次印信展，有一套来自五莲牌孤城遗址中出土的四枚战国印，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备受观众青睐。“这处遗址在齐长城附近。从古印里，可以看出很多制度性的安排。这四件印非常大，几乎是一个手把持不过来的，有的印是对山区资源的控制，有的是控制海关，说明齐长城除了军事目的，还有经济目的，要通过关口得留下买路钱，要交税的。”方辉说。

方辉介绍，玺印文化还派生出一套中国独有的保密制度——封泥。先秦时期，人们运送物件，用绳子捆扎，在绳子的打结处粘上特制的泥块，按上玺印，用来防止别人拆开，叫“封泥”“泥封”“封缄”。后来，这一方法被用到文书的传递上。把竹简放在木匣里用绳子扎好，打结处粘上泥块，按上玺印，以作保密。

封泥不是印章，而是古人用印的遗迹。由于原印是阴文，钤在泥上便成了阳文，其边为泥面，所以形成四周不等的宽边。战国直至汉魏时期多使用封泥，晋代纸张、绢帛开始盛行，取代了竹、木简的使用，封泥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秦汉时期，出现了带田字格的印，这个和瓦当有异曲同工之妙，尤其是铸造的印出现了分格，可以说是现在篆刻的雏形。在秦汉时期，律令当中对印的使用有严格规定，官府当中要盖印章，就是‘封泥’的制度。”方辉说。

封泥留存至今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具有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中国近代学者王国维曾说：“封泥之物，与古玺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较古玺印尤多，其足以考证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战国时期六国里面，齐国代表东方。齐国的官印，尤其是封泥可以说传世出土最多。近几年在秦都咸阳附近有很多的封泥出土。我们现在对先秦玺印研究的新材料目不暇接，一个封泥项目可以出到20多卷，是我们研究上古典章制度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方辉说。

封泥还极具艺术价值。清末以来，不少有名的篆刻家都从封泥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从而卓然成家。吴昌硕、赵古泥等篆刻风格大气磅礴、高古雄浑、庄重虚灵，无不与封泥的气质特点融合相连。封泥也是一部立体的印谱，可借鉴其边栏的多变和岁月的“造化”之功，形成特殊的古味与意趣。

印信文化能成为文化交流的软性艺术语言

陈振濂介绍，印信发展的第三时期，便是信物功能，例如皇帝印、职官印等。印成为社会阶层登记、划分之凭信。“次序越严整，就越需要印章的使用，因为要靠这个表明身份。”陈振濂分析。

印既是信用的凭证，到了一定历史时期也成为权柄的象征，用固定的印记来代表个人信用或职权。秦以后，玺印常常与国运相联系，立国的新主常常将制作天子玉玺视为第一要务。

秦汉之际，印上有钮，绶带穿钮而过佩戴于身，因此印的计量单位是“钮”。它既是信物，亦是饰物，有“佩之以绶”之规，就演变出无穷无尽的印绶美学。秦汉之印是姓名印或官职印，极其严肃。佩印是人格的彰显，言而无信的人是佩不得印的。

印信的证明作用，在“信义之邦”——齐鲁印信的风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中，除了跨越两汉而来的关内侯金印、刘疵玛瑙印等国家一级文物外，还有出自莱州的“右盐主官”系钤盖官盐的印信，印面有25.5cm×23.5cm之巨，若论体量堪称古印第一；来自济宁市博物馆的“范式之印”，出土于济宁嘉祥县的范式墓。范式便是守信的典范人物，据说他和朋友张劭约定好两年后去对方家中拜访，约定时间一到，范式如约而至，张劭具鸡黍相迎，二人浮一大白，“鸡黍之交”的诚信故事由此广为流传。

随着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文字不断渐进，汉以前作为书写载体的竹木简被魏晋纸张的发明所替代；各个时代、民族、区域的文化、审美因素和制作手段的不同，使印章有着应时、应需而产生的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印信展中，可以看到先秦诸侯的玺印、秦印、汉印、魏晋印及唐、宋、元印，大小、材质不一，印风鱼龙变化，各臻其妙，呈现了百花齐放、移步换形的艺术内涵。

“从古人的印章到现在我们的公章、私章，各色各类的，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用得非常广泛，应该说是如影随形。现在更是离不开各种证书，从小到大，从校园到职场，证件必须得有章，有的还要钢印，这是一种证明，也是信用的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人对印章有着情结和寄托。”在圆桌讨论会上，曲阜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南京大学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周凯说，印章是诚信的基石，也是中华文化独有的标识，可以将其列为“文房五宝”。

正如学者所言，在一块极为有限的小小天地中，以其刀笔和结构表现种种意趣气势，形成各种风格流派，是中国所独有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是活生生的、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力量的美。

纵观元明清时代的印章拥有者，可以看出印章其实透露了主人的人生想法和艺术追求，尤其是印章上面的字体选择和篆刻内容，常常表达了主人的思想情感。本次展出的一套四件蒲松龄印章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尤以“柳泉”为典型。

蒲松龄老先生终生挚爱村东柳泉，曾说“予蓬莱不易也”。这种爱，也化到这枚小小的印章中，将绘画和篆刻完美结合，既是一方布局精严、刀法灵动的篆刻作品，又是一幅有笔有墨的山水画。印面有泉、山、垂柳、书生，运用了斜角呼应的对比关系，山崖在右上角，山泉一泻而下，小桥上的书生面对泉水似有吟咏之状。坡岸上柳丝飘拂，既接山泉下泻之势，又有向书生招手之姿。这一山，一泉，一垂柳，一书生，大小高下，比例适中，境界空旷，巧妙地体现了“柳泉居士”的意境。

印章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从实用的功能转变为审美的功能。陈振濂从文化史的角度去观照，大大拓展了印章内容表现的丰富度，拓宽了印信文化研究的视角。“印信文化的研究是对传统文化‘两创’的探索研究，印信文化也能够成为不同国家和文化交流的软性艺术语言。”陈振濂说。（大众日报记者 卢昱 报道）

责任编辑： 刘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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