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马伯庸携新作《大医》来济南与读者见面。不论是在第一站济南图书馆，还是在第二站新华·爱书客（领秀城店），这位拥有超高人气的青年作家，只要一现身，活动现场的气氛瞬间热烈起来。书迷们喊他“马亲王”，对他的《古董局中局》《风起陇西》《长安十二时辰》《显微镜下的大明》等一系列作品如数家珍，赞他是创作鬼才，“有摘叶伤人之功夫，善挠文青之痒处，行文诡谲”。马伯庸一面妙语连珠应答，一面谦逊表示，“我只是有敢把自己古怪念头公之于世的勇气罢了”。

活动间隙，记者与马伯庸进行了交流。为啥这么能写，且只要动笔就产出精品？马伯庸笑着回忆：“我大一时，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挣了150元钱，被同学发现了，他们起哄让我请客，最后吃饭花了300元。我才知道写作是个赔钱的买卖。”

“此后我再也没停过笔。”马伯庸转而真诚地说：“作家其实就是一种状态。表达欲望是成为作家的一个关键因素。有意愿去探索未知的世界，愿意去收集资料，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大医”理应被知晓和铭记

马伯庸此行为《大医》而来，采访也围绕着《大医》开始。他向记者坦言，这部作品对他意义非凡。

这是他至今写过的篇幅最长的作品，与以往的创作相比拥有三个不一样的特质：第一个不一样，是故事背景所在的年代，之前的小说大多落脚于古代，这是第一次在作品中触及近现代；第二个不一样，是作品包含的时间跨度，此前他喜欢将故事收束于很短的时间，而《大医》横跨近五十年；第三个不一样，是这本小说属于医学题材，脱离了他更熟悉的历史和悬疑类内容。

为何要开启这次创作挑战？这一切源于2017年马伯庸与上海华山医院的相遇。在参观该院的院史馆时，他发现这家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医院，几乎是和中国近现代史一起生长起来的，许多历史上的大事件、大人物都和该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作为一个历史小说创作者，马伯庸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上好的题材。随着资料的搜集和调研的深入，他更坚定了完成这部作品的念头。

“我发现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许多医者为了民族大业，为了老百姓的健康和公共卫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有责任让这些伟大的人和他们所做的事，呈现在读者面前。”马伯庸说。

但这种激动和兴奋很短暂。冷静下来的马伯庸发现创作难度非同一般。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海城市发展史、医学知识甚至医学技术发展史都是必要的知识储备，这些对文学创作者来说无疑是一座座高山。攀爬这些高山，马伯庸花了两年时间，下了一番苦功夫。为了更加贴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为了提高作品的专业程度，他对各种医疗细节进行考究。

“1904年到1950年，正是中国现代医学发展最迅猛的时期，几乎每几年就出现一个新的治疗手段。我要把现在认为是错误落后，但在当时被认为正确的治疗手段写出来。比如在1943年之前，中国是没有盘尼西林的。那怎么抗感染？用什么药物？这些都要查清楚。还有，在1910年之前，输血是不分血型的，那在当时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手术期间如何应对？也要搞明白。”

好在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在查阅大量书籍和资料、走访咨询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基础上，马伯庸最终为读者带来这部根基深厚、质地踏实的《大医》。书中的主人公方三响、孙希和姚英子三个年轻人虽然在出身、性格和经历方面迥然不同，但在战争年代的枪炮声和遍地鲜血中他们都萌生了行医救难的想法，于是三人在1910年进入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成为中国第一代公共慈善医生，肩负起救死扶伤、强国保种的伟大使命。其中，《大医·破晓篇》讲述了三个年轻人坚定走上学医路的故事，《大医·日出篇》则呈现了三人“从一名医生蜕变为大医”的过程。读者看着他们跌跌撞撞，由懵懂到成熟，见证他们在乱世中的成长，既坎坷又光荣，此间悬壶济世，所谓大爱无疆。

为何起名《大医》？这背后亦有说法。马伯庸曾在药王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中读到一段话——“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他发现这与医学生入学时宣誓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样，都对从医人员的职业道德提出了要求，其中一条便是医生要有共情能力，以病人的悲苦为悲苦。这种东西方医生的共性以及人类对医德的共识，促使马伯庸思考何谓“医之大者”，遂将“大医”用作书名。

结合中国近现代的风云变幻来探讨医学能不能救中国，是马伯庸在创作上的考量。他表示：“《大医》本身写的就是中国近现代史，它不只是医学小说，和所有近现代小说的主题一样，都回答了一个问题——中国该往何方去。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当时的中国百业凋敝、百废待兴，怎样发展才能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的健康？一种什么样的体系、什么样的认知、什么样的理想主义才能真正在中国生根发芽？这个作品是中国近现代医学和政治相关的一个探讨，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大家，中国走到今天的历史必然性。”

关于中国近现代的医疗故事，彼时那些波澜壮阔的事迹，仅仅留存在一些学术专著和回忆录里，公众知之甚少。那些负重前行的先辈理应被更多人知晓和铭记，他们付出的牺牲、创造的功绩、高尚的情怀并不会因千帆过尽而黯然失色，包蕴其中的超越时代的力量会像一束光，引起所有人的共鸣。马伯庸被他们感动，将他们在文字中镌刻成永恒，把这份感动传递给读者。

巧合的是，马伯庸创作途中恰逢新冠疫情暴发，当下的医疗工作者与书中的大医身影叠合在一起，绵延其中的医者精神更深刻地触动了他。马伯庸说：“我希望读者既能了解过去那些人做出的牺牲与贡献，也能对现在这些医护人员多一分理解与尊重。”

弄清楚一滴水的流向

就会知道江河的去向

尽管马伯庸自谦并非“鬼才”，但他的创作经历，写作成果的质和量，都让他“鬼才”之名坐实。

这位1980年生人的作家天赋极高。最开始，马伯庸只是利用业余时间写作。2004年从新西兰怀卡多大学经管系毕业后，他进入一家外企上班。工作之余，他笔耕不辍，2005年开始发表作品，初写悬疑，便能凭《她死在QQ上》在论坛爆火；动笔写科幻，《寂静之城》就被《科幻世界》杂志力捧；十年间，更有《风起陇西》《古董局中局》等爆款力作问世；2010年获得人民文学奖散文奖，2012年获第二届“朱自清散文奖”，2015年离职开始全职写作后，更是佳作不断，2021年获第四届“茅盾新人奖”……截至目前，发表作品已有30余部。

“我没有半点拖延症。”马伯庸形容自己是“勤奋型写作选手”，而且日常作息十分规律——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8点半开始写作，中午吃饭休息后，下午继续写到3点半就停笔看资料。他始终保持着每天产出4000字、每年写完一本书的创作节奏。

这样的节奏，丝毫不影响灵感的迸发。眼下大热的《长安的荔枝》，马伯庸只用十一天就完成了。那时，他写《大医》期间有点儿累，中间想休息换换脑筋，就写了《长安的荔枝》。“尽管时间短，但在此之前，我作了十几年的准备。”马伯庸告诉记者，一开始并不是为了写书而去了解盛唐的相关知识，只是出于兴趣爱好。十几年的积累，再加上“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句诗的启发，写就这本书便水到渠成了。

创作题材上，尽管马伯庸涉猎极广，但他似乎对写史情有独钟，也格外擅长。业内评价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调度能力，开辟了历史小说的新道路，“作为新时代的历史小说，他的作品主题思想中透露的大国思想与中国气派无意间与笔下的历史时代相呼应”。

行文间脑洞大开，天马行空，创意无限。他的创作充满了杜撰和想象，但不得不承认，在历史基本事实上，他又把精确做到了极致。马伯庸告诉记者，他写作的“八字原则”——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对反映历史势头的大事件，尽量保持真实性，在小的方面可以作一些虚构，但要符合历史逻辑。当然基于此，必须作大量的研究。“我想，弄清楚一滴水的流向，就会知道江河是往哪去的。当一个人掌握了足够多的资料，见识了足够多的风景，自然会有故事可讲，有情绪可抒发。”马伯庸说。

爱读史书、爱钻研各种学术论文，因此马伯庸在写史时，可以充分“见微知著”。2019年，他出版了非虚构作品——《显微镜下的大明》，其中讲到了“徽州丝绢案”。在《明实录》里，只有十余字的记录，多数研究者看到那简单的记录，只会将这件事当做一场民变，一掠而过。马伯庸却能从中找到创作灵感，并向专业学者求助，创作了《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详述明代隆庆四年（1570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间，徽州府因人丁丝绢争议，引发的官民冲突，其间呈现出传统治理与近代转型之间的冲突，饱含思想深度与厚度。而小说《两京十五日》讲的是大明洪熙元年，当朝太子朱瞻基宝船在南京秦淮河畔被炸沉，天子病危消息传来，一场横跨两京的惊天剧变令太子踏上了疯狂的极速之旅。他必须在15天内跑完两千两百余里路，从南京赶至北京去拯救大明。这部小说70多万字，倘若溯源，竟是《明史》中一段40字记录：“夏四月，以南京地屡震，命往居守。五月庚辰，仁宗不豫，玺书召还。六月辛丑，还至良乡，受遗诏，入宫发丧。”这些藏在角落，不为人知的历史就这样被马伯庸挖掘出来，而后他在那些历史空隙中，混搭上悬疑、武侠等元素娓娓道来，让历史有了一种别样的绮丽之美。

马伯庸对济南也有别样的情结。“我工作之后的第一次出差就是到济南，所以印象不同于他处。”他说，山东是孔孟之乡，济南是这里的文化中心，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特别。“其实每次来济南，我都会去看一下附近的名胜古迹，看看当地的一些文献资料，跟当地的朋友一起聊天，听他们讲山东本地的民间故事、历史典故。”

正是出于对济南的熟悉，马伯庸在创作《两京十五日》时，用了很大篇幅提及泉城。朱瞻基从南京回北京走的是京杭大运河，却故意拐到济南。“我对这里特别熟，就想无论如何也得让主角到济南转一转，由此专门安排了一段情节在这里发生。这也是我的习惯，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比较熟悉的东西全都写进去，希望让济南读者看到，产生浓浓的亲切感。”马伯庸说。

和许多作家不同，马伯庸更钟情挖掘、塑造小人物的故事。“我们本身就是小人物、普通人，所以对普通人的生活最为了解。另外，现在写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作品已经有很多，我肯定写不过他们。所以独辟蹊径，把视角放低，去关注历史中那些被湮灭的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争取让他们重新活过来，让现在的普通人看到。放大这些，是最有文学魅力的。”

灵感这东西像猫，

不理它它却趴到键盘上来

“我是看了改编电视剧入坑的！”在与读者的互动中，一位书迷这样说。

这迅速引起了在场不少人的热烈响应，纷纷交流起自己因何被触动——有的说是因为《风起陇西》，发现乱世里棋子一般的小间谍也可以成为怀揣理想主义的无名英雄；有的则是发现，《古董局中局》中危机四伏的古董江湖竟然潜藏着人性的复杂和多面；还有的迷上了《长安十二时辰》，那市井的烟火味与阴谋的血腥气扑面而来……

近年来，马伯庸影视化改编的IP价值一路走高，俨然成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IP作家之一。备受影视行业的青睐，与马伯庸写作考究、作品质量值得信赖密不可分。国风、悬疑、谍战、网文、娱乐……这些元素十分符合观众的期待和要求，也符合当下影视剧创作大热的风向。

如何看待影视改编和作品本身的关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好的原创内容，就应该有好的回报，这既符合市场规律，也对文化发展有正面作用。而且影视剧触及的人群比较广，影视化对作品本身肯定是一个更好的宣传渠道。”马伯庸说。

身为作家，他也十分清楚自己的责任和定位。“虽然小说的影响力没有影视剧那么大，但小说是内核、是基础、是创作者的安身立命之本。有了小说，才会生发电视剧、电影、话剧、动画片等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小说是基础、是源头。”马伯庸说，自己对作品的影视版权非常谨慎，也有一套选择的标准。出于对作品的负责和对观众的尊重，剧集的质感和效果也一直是他考虑的重点。

“但没有任何一个改编是完全按照原著来做的，一定会有变化。”马伯庸告诉记者，剧本和小说是两种不同的叙述语言，小说是书面语言，影视作品则是一种视听语言，依赖于视觉和听觉的变化去表达。之前他就过了一把“编剧瘾”。前段时间播出的《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是他首次担任编剧的作品。“当编剧很累，但体验也很新奇，那是完全不同的创作模式。整个过程是非常复杂而专业的。可以说，写小说和做编剧之间存在巨大的技术壁垒。比如，我写一个地方打仗，可能‘千军万马’四个字就足矣。但拍成影视剧，可能就需要一年，因为要组织马队、搭建场地等等。所以写剧本，还得考虑到后面的拍摄难度，得控制表达。写小说就不用受这些束缚，少了大把的顾虑。”

5月10日，根据马伯庸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大医》释出概念海报。爱奇艺宣布将与《狂飙》的出品公司留白影视联合出品，由《警察荣誉》《亲爱的自己》导演丁黑执导。

难道创作就没遇到过瓶颈？马伯庸答道：“遇到瓶颈就停下来，灵感这东西就像猫一样，你越抱它，它跑得越快，你不去理它它却趴到你键盘上来。再进一步说，其实有没有瓶颈没什么，关键在于平时你是否愿意去做足够细致的积累。注重日常的积累，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也没有给自己贴一个特别明确的标签，作家不应该给自己设定太多限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吧！”（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刘雅宁 苗冰涛报道）

责任编辑： 杜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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