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退休前后的身份转变，能有多大？姜传岗，济宁市委党校原副校长、山东省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退休前以教学为主业的他，退休后成了一名运河文化的“民间爱好者”。退休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走遍山东省内的运河故道，深入钻研相关文献，形成了许多关于运河的独到见解，有些观点甚至突破了传统论调，从全新的角度解读运河，使运河研究焕然一新。

“没有人要我这样做，研究运河是自己的决定。”近日，姜传岗向记者讲述了他的研究成果。偌大的书房内，大量运河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码放整齐，见证了书房主人日复一日的刻苦钻研。在他看来，运河的事，就是自己的“家事”，做好运河文化的研究，就是为山东经济社会发展、中华文化传承进步作出贡献。

运河研究的“民间爱好者”

今年，姜传岗出版了名为《山东大运河新考》的书。书中的上编集中展示了山东运河史有关问题的考证，解读了古代济水的源流，讲述了清末黄河穿山东运河、大运河断航的地址和实际经过，说明了历史上南旺分水的实际情况……

谈到大运河研究的方法，他滔滔不绝。十多年来，姜传岗笔耕不辍，在各类刊物发表文章140多篇。这背后是他日复一日在文海中耕耘、实地走访运河故道的研究成果。

姜传岗在运河研究方面作出的努力集中在退休之后。从一名党校教授到自发行动的运河爱好者，这样的转变有迹可循。姜传岗的老家在河南省台前县，一座运河边的县城，当地运河航道挖泥、砸冰、拉纤的工作，都是由附近村民参与完成。他的祖辈世代生活在运河边，从明代起，家里就有人在农事之余参与京杭大运河的维护工作。祖辈的劳动经历，变成口耳相传的运河故事，浸润了姜传岗的童年，催生了他对于运河的热爱。“说起运河的事，就像说起了我家里的事。”

发自内心的热爱只是投入运河研究的动因之一。真正使他下定决心投入运河研究的，是运河研究中的以讹传讹以及研究领域的大量空白。“大多数人还是在历史研究上火候不到。”有些人在屋里“坐而论道”，成了文献资料的“搬运工”，不核实现场，更不注重事实，“讲运河史的书籍很多，但是写作内容基本沿袭前人，相互借鉴，没有突破，没有创新。”

久而久之，他萌生出“自己也要主动发声”的想法。“一定要把运河的情况说清楚。”工作期间，他坚持在闲时收集运河相关的资料，退休之后，便集中力量“办运河的事”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运河故道清晰可见的地方，他拍照记录；有些运河故道已经干涸，古代水利设施也只剩断壁残垣，但从当地村民的描述中，也会有不少收获。从临清到聊城，从泰安到枣庄，南到宿迁，西到濮阳，姜传岗在十多年里走遍了山东一带的运河故道。公交车无法到达的乡村，他乘坐“三把子”农用车继续前行；河边没有平整的公路，就在泥泞中前行。他最常问的一句话是：“老乡，这河原来从哪里走？”

古人的记载也是他研究运河的重要依据。“凡是涉及运河山东段的文献资料，我都下定决心要找到。”在这种决心的推动下，姜传岗广泛涉猎运河相关的书籍。说到此处，他从书柜里搬出清代记录大运河历史变迁的《行水金鉴》——为了获得这部书，他四处打听，前后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最终在网上买到了，从台湾邮寄过来的。”另有一次，他为了研读多达八十余卷册的《运河文献集成》，连续几个月泡在图书馆。他的理念中，要做研究，就必须穷尽一切文献资料。“研究一碗水，你必须有一桶水的知识做基础。”

还原运河原貌

具体而言，姜传岗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明确提出泗淮运道是中国开发最早、延续时间最久的古运河。在山东，说起运河，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是京杭大运河，也有人会提到永济渠、齐运河。姜传岗提出，泗河运道是山东最早的运河，把山东省内运河的历史提前至两千多年前。

“泗河是鲁南地区南通江淮的水路要道。”发源于山东省泗水县，泗河经徐州入淮河，作军民两用。作为当地为数不多南北走向的河流，自然而然地成为古代鲁南地区贯通南北运输的水路要道。

《尚书·禹贡》记载：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当时就有军队沿泗河向北运输人力和物资。现在提到运河，最为人熟知的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等，大多是朝廷开设的漕运运河。但在姜传岗看来，除了历史上官方定义的运河，更要关注民间自带运输功能的河流。运河的定义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凡是用来运输的河流都可在广义上被称为运河。

吴王夫差修邗沟，被认为是最早的人工运河。姜传岗的理论依据亦来源于此。《左传》载：“吴城邗，沟通江淮。”邗沟将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连通在一起，将长江与泗淮运道也连通在一起，从而疏通了一条从长江流域至山东的航道。邗沟向北连通的泗河，虽为天然形成，但作为一条运输通道，对华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称为运河，当之无愧。

他的成果之二，是澄清了不少元代运河相关的问题。元代运河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前身，在运河研究中的地位关键，但也遗留了一些问题。“元代运河是谁规划设计的？元代运河从何处引水？史料记载都不够准确。”他表示。

关于元代运河的设计者，一种说法是山东段运河由元代水利工程专家郭守敬规划设计。经过考证，姜传岗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元代运河的部分航段不是一次性完工，而是很多人在不同情况下分阶段规划设计形成的。”

在开挖济州河之前，元朝官员为了转运“济宁等处田土子粒”，曾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开挖一条运河。至元十九年（1282年），济州开漕渠，为缩短工期，首先考虑的必然是这条现有河道。循此河道向南延伸，使之与任城的洸河相连接，工程仅一年即告竣。“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

然而，摸索的过程并非完美无缺。水量不足、黄河横冲之患，种种问题，大多与选址失误脱不开干系。元代修建者在“宁阳—东平—东阿”一线和“南旺—安民山—张秋”一线中选择了后者，正是为了利用原有河道，减少施工成本作出的抉择。“为求近功而失远虑，为持稳策而弃创新，是元代运河规划失误的主因。”他认为，研究这段修建运河的历史，并非有意责备古人，而是要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提升今人的智慧和远见。

也有一些勘误的成果，离不开常识的指引。根据现有历史记载，运河济州河一段从洸河引水，跨南旺流到安民山（今梁山县境内）。但他发现了其中的纰漏——水往低处流，从安民山向济州河地势由高及低，显然不符合常理。而南旺湖地势高，向南分流进济宁境内的洸河，因此，“南旺引水”一说更为合理。“这个事情我证明出来了。”他不无自豪。

清朝末年，黄河于兰阳铜瓦厢大决口，穿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之造成六百多年的大运河断航。但运河从何处被冲断，一直众说纷纭，阳谷、微山、东平等说法都有支持者。这对于姜传岗来说，并不是一个难题。童年时期，他就听大人讲述过“家门口”黄河泛滥、冲断运河的历史，因此，在童年记忆的基础上，他对东平县十里堡村到老家台前县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戴家庙之北的寿张、东阿、东平三县的运河段上，穿运点先后有多处。最后定格处则是十里堡与姜家庄之间。”

令他遗憾的是，有些运河线路再也无法拼凑完成了。他举了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济州河从济宁流到安民山，但我们只知道直线距离，具体经过哪个村庄却不得而知。”安民山附近三十千米左右的元代运河旧道被清代运河舍弃，没有明文记载；明清以前的运河流向，后来搬至此地的村民也不得而知，成了令他无可奈何的研究“空白”。

文化主体离不开源头活水

或许有人认为，在历史文化细节上考究到极致，脱离了现实发展，实质上并无必要。但在姜传岗看来，复原京杭大运河的原貌，是下一步运河文化发展的重中之重。他指出，目前运河的研究和发展方向存在失误。主流报道中的京杭大运河，大多关注的是1958年为了兴修水利、排洪防涝而新挖的运河，真正的老京杭大运河沿南旺北上东平县，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无人管理后迅速干涸、被填平，很多河道已经消失，这对于运河文化的传承十分不利。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从文物保护、水系治理、航道通行等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要求，强调运河文化关键在老运河，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开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运河。运河传承与保护在新时代有了新面貌。

姜传岗的观点大多以此规划纲要为依据。“传承运河文化，最根本的工作在于恢复运河实体。”京杭大运河是古代中国留下的文化遗产，更是中华民族形象的标志性符号。但是现在运河断航，很多历史文化失去了依附。“只有重新恢复京杭大运河，才能真正实现运河文化复兴。”

山东段运河的情况比较复杂。京杭大运河南起杭州，北至北京，两端都以自然河道为修建基础，优势在于不必大兴挖掘工程。山东段却有所不同，以“人工”为特点。尤其是从临清到济宁一段，完全依赖人工挖掘，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工运河。“山东段运河通，整个京杭大运河才能通。”这种传统观点正印证了山东段在京杭大运河中的关键性意义。

山东段的通水难题也成为运河全线通航的关键。于是，在泉水汇聚的南旺湖，出现了闻名世界的水利枢纽。“从根本上说，南旺分水工程是当地群众智慧和经验的结晶。”现在看来，南旺的选址虽不是运河的最佳方案，但世代耕作和生活于泉河之乡的老百姓最了解当地的地势水情，对于如何开河通漕、找泉引水再清楚不过——从汶河上开个口即可顺流到南旺，从南旺开河就可自然向两边分流，并利用闸群控制两边水流量大小。

运河文化两创的基础在于运河实体，从保护历史遗产角度来看，真正的保护必须要通水。“活水赋予文化原真性。”现在修建运河文化公园，保护运河文化遗产，都是依托河里的活水成形的，而非静止的运河、干涸的运河。

因此，姜传岗的建议是，恢复运河通航的同时，要尽量保持古运河的原状，而不是任意改造。例如运河的宽度问题，新修的济梁运河宽度多达半公里，两岸大多铺设水泥地面，与老运河两岸长满芦苇荷花、水清到可以钓鱼洗衣服的形象大相径庭。“这叫黄金水道，不该被称作运河。”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在道路交通网络不断完善的当下，时效性成为河运的短板，带来了运河航运的衰落。在其他运输方式面前，运河航运的经济价值相形见绌。对全社会而言，运河复航，更应关注背后的生态环境价值。

“现在走到哪个村，都能看到老百姓想把村里的运河恢复。”目前，一些干涸的运河故道变成了垃圾堆，但作为文物，当地政府也不敢填埋，使得此类村庄“脏乱差”的问题异常突出。在考察中，他和村民们聊了不少运河相关的事情，从他们的表达中，他看到了村民对于运河文化的热心，以及希望恢复老运河通航的心愿。如果运河能够恢复通航，就能使沿线村庄环境变美，交通更便利，为沿岸村民带去更多福祉。

通航，应该怎么通？

在《山东大运河新考》的下编，姜传岗详细解释了运河复航和穿黄方案的调研和论证过程。“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的话题一直备受关注。目前，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南、以北段相继恢复通航，全线通航的关键，落在了运河如何穿越黄河的问题上。

“黄河是运河彻头彻尾的‘冤家’。”姜传岗如是总结百余年前黄河与运河的关系。与过去不同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多年的治黄工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黄河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改变，在人为控制下，不再延续几千年来泛滥的习性，河水流量、淤沙等都处于被管控之中；黄河调沙、沉沙等技术的运用，更使河道淤积等问题得以解决。黄河已今非昔比，它不仅不再是运河通航的障碍，而且成为通航可利用的条件。

有关运河如何穿黄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专家们提出多种方案，“穿黄隧道” “升船机”……大多数方法设法使船只从黄河底穿过，或从黄河上部拖过。在姜传岗看来，这些设想或多或少存在现实性难点。在多年考察和调研的基础上，他更倾向于依靠船闸工程实现穿黄工程。在黄河南岸建造运河入黄闸工程，实现运河、东平湖与黄河的通航；另外再建一座泵站，以备黄河高水位时提升清水灌塘。在通航过程中，始终保持运河水位略高于黄河水位，以使黄河水不向运河倒灌。

在他看来，当前的运河复航陷入了一个误区——将运河作为省内河运“三横一竖”体系的一部分，过于强调其运输价值。“当前的规划明确了运河的历史文化、旅游、生态环境三大功能定位，交通功能并不处于主体地位。”

若要将航运功能纳入统筹规划，姜传岗不建议加宽河道，轻型航运就可以满足现在的运输需求。山东水系居于南北运河的中间部位，其地势较高，以南旺为中心向两边分流，连通南北运道。但与五大水系相比，山东水系的水量并不大。“即使是五级航运，也已经远远超出了古代京杭大运河的运输量。”现在新修运河，大多奔着三级以上航道的目标开挖，却忽视了随之而来的引水问题。

姜传岗认为，今年完成复航的小清河给运河复航带来了借鉴经验。小清河用水量大，航道宽，达到了三级航道的标准。在复航过程中，破解了引水、障碍物等颇具共性的问题。“京杭大运河流量小，沿途障碍物少，相对来说复航更容易，可以从小清河复航中学到不少经验。”（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王臻儒 报道）

责任编辑： 吕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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