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九月九，又到重阳节。此时正值菊花盛开，故重阳节又称菊花节；又因当天人们要插茱萸、登高以驱寒祛邪，也称茱萸节、登高节；民间在重阳时节有接已嫁女儿回娘家的习俗，所以还称女儿节、迎女节；因九月九日是一年中的二九相逢之日，“九”与“久”相谐为长寿的象征，又被赋予老人节的称号。尽管重阳别称很多，但主题只有一个，即祈盼健康吉祥。

“重阳”一词，最早见于屈原的《楚辞·远游》：“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只是，诗句中的“重阳”是指天界，还不是指节日。

虽然先秦时重阳节尚未形成节日，但农历九月“庆丰收”“尝新”的习俗却日渐形成。此时，南北方的农收基本都已结束，人们有进行“祭”神、“尝新”的传统。据《吕氏春秋》载：“（九月）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是日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古人将收获的时令农作物，做为当季的祭品来祭神。

重阳节在正式定名之前，多被称为“九日”。《西京杂记》云：“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言在宫中时事：“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花）酒，令人长寿。菊华（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华（花）酒。”

贾佩兰的口述史价值颇高，说明西汉初年，九月九日这天便有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等诸多习俗，而且“相传自古，莫知其由”。蓬饵，即为后世重阳糕的雏形。汉代史游《急就篇》卷二释曰：“溲米而蒸之，则为饵。饵之言而也，相黏而也。”

菊与酒的习俗，更是沿袭至今。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在《九日闲居》诗序文中更是强调：“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在他看来，菊花和酒，缺一不可。

到西汉宣帝时，九月九日又增添了新乐趣——登高。宣帝“（神爵）三年春，起乐游苑”。乐游苑是长安城内地势最高的地方，的确是登高游玩的好去处。到明代，九月重阳，皇宫上下要一起吃花糕以庆贺。皇帝也复一把汉代的古，亲自到万岁山登高，以畅秋志，此风俗一直流传到清代。

到东汉时，九月九日已成为特殊时日，意义渐繁。崔寔在《四民月令》云：“九月九日，可采菊花。”而到三国时，曹丕有《与钟繇九日送菊书》，其中曰：“岁往月来，忽逢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看来在曹丕甚至以前，逢九月九日，有送菊花，祝长寿之礼。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重阳节俗发展受到碰撞并出现变异的时期。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清谈玄学风气、民族融合的潮流三方面都对重阳节俗产生冲击与碰撞，从而使活动的内容、功能、内涵发生了变异。南朝梁庾肩吾《九日侍宴乐游苑应令诗》中的“献寿重阳节，回銮上苑中”，是“重阳”作为节日名称首次出现。

同在南朝成书的《续齐谐记》中，作者吴均从因果报应论出发，对重阳节习俗给出解释。其中谈及汝南人桓景，随方士费长房学道。临近九月九，费长房让桓景赶快回家，说他一家人有灾难，只有每人做一小袋子盛上茱萸戴在胳膊上，然后登高饮菊花酒，就能躲避灾祸。桓景照办了。晚上举家登高回来，见家中的鸡犬牛羊全都死了。费长房说：“此可代也。”

费长房的故事影响深远，在乾隆年间的《淄川县志》中载：“九日登高。时高秋气肃，场圃初登，黄菊乍开，红叶方缀，行吟载酒，最宜登眺也。苏东坡云‘人生惟寒食重九不可虚度’，然此日为尤胜，云亦沿费长房故事也。”

到唐代，重阳节被固定下来，还被钦定为“三令节”之一，受到从皇家到黎民的一致推崇。因为当时的节俗活动太多，仅仅九月九日一天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节日安排，重阳节活动有时会延长到三天，从八日开始。若逢闰九月，一年要进行两次节俗活动。如白居易有《九月八日酬黄甫十见赠》中，将十日称“小重阳”。李白《九月十日即事》云：“昨日登高罢，今朝再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九日赏罢菊花、十日还要饮菊花酒，一定要过足瘾才罢休。

唐以后，重阳节依然被赋予着伤感悲秋、延年益寿、怀念亲友、思念家国等主题，凝聚着历史的厚度和文化的深度，向着未来生长着……

责任编辑： 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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