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曾总结说：“我从来无意讲学问，我只是爱用心思于某些问题上而已。我常常说我一生受两大问题的支配:一个是中国问题，再一个是人生问题。我一生几十年在这两大问题支配下而思想而活动——这就是我整整的一生。”1924年春，他到山东曹州高中演讲，提出“农业立国”主张。同年，辞去北京大学教学职务，开始寻找“中国问题”的答案。1927年，他应在广东当政的老朋友李济深之邀，远赴广东，希望在那里实践乡治计划。按照他的理解，乡治“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

可天不遂人愿，广东政局翻云覆雨。李济深倒台，被蒋介石扣起来，梁漱溟的实验随之失败。1929年，梁漱溟又去河南。在当时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等人正在搞村治学院，他们盛情邀请梁漱溟参加他们的活动。

为主持河南村治学院，1929年2月，梁漱溟考察各地农村建设实验工作。他先到南京，参观陶行知主办的晓庄师范；后又到江苏昆山，考察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乡村改进事业。离开昆山后，梁漱溟到达河北定县，考察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在华北的实验区。

到达定县次日，梁漱溟来到翟城村。他先是观看了翟城村原有的自治事业，对村中副业的发展情况很是赞赏，村里成年人的识字率之高也令他感叹。他还对平教会在翟城村的工作进行了考察，社会调查、平民教育等各项事业均给他留下良好印象，村西的农业及牧畜改良试验农场更是让他赞叹不已。

如何选择基础比较好的乡村进行实验，是梁漱溟从定县实验区受到的有益启示。善于独立思考的他，对定县的情况也有一些疑问：平民教育转向农民身上，并扩充其内容意义，是一大进步，不能不赞颂。但中国问题不是从教育上，从一种社会事业，可得解决。农村问题亦不是如此可得解决的。期望着农村问题在这里得到解决，实为过分之想。

“以办教育的法子作乡村改进运动，必落于人才、钱财一概倒贴之路是无疑的。教育这事是天生赔钱货也。落入此路，其最大之弊即成了‘替天行道’，而不易激发增长其自家固有能力，又且躲避问题终于无所解决；这话不知太过否?我很知道主办平教会的诸先生颇明白此义，而十分谨慎着脚步，不愿流于此。”梁漱溟分析道。

责任编辑： 刘君    

打开大众日报客户端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