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

周末人物|路也:人生不设限

大众日报记者 李梦馨

2022-09-30 07:42:21 发布来源: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

得知自己获鲁迅文学奖的消息时,路也正在考场监考。新学期刚开学,一场因疫情而耽搁的期末考试正进行着。作为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的她照例要监考,在一排排座位间来回穿梭,不时掏出手机看看线上考试的同学,一心分作两用的间隙,一则微信消息传来,她看了一眼,没再管。

“感到高兴、激励,除此之外,就不知道再说些什么了”,自获奖后,媒体纷至沓来,相同的问题被问了几十次,每次她都这样简单带过。

这次获奖的作品是她的诗集《天空下》,收录了2017-2021年写的诗,这段时间路也正处于创作的爆发期。诗集的名字一改再改,开始是《巧克力工厂》,后来叫《种玫瑰的人》,几经周旋才有了现在的名字。“其实里面没有一首叫《天空下》的诗,但好多诗都提到天空。我喜欢天空远胜大地,天空意味着永恒、无限,摆脱世俗生活的种种束缚,代表一种宽广的自由。”路也迷恋天空,迷恋飞机起飞挣脱地心引力的一瞬,“起飞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狂欢的感觉”,写作于她而言亦是如此。

诗和家门口

“在路上写诗”一度是路也的创作姿势。她喜欢旅行,满世界跑。但不爱热门景点,只向偏僻处、少有人问津的地方。她常常一个人上路,循着那些作家的脚步,探险、寻访,内心充满波澜和激情。在旅行中,“过去生活的模板被突破了”。

2019年,路也“用8天8夜把英格兰翻了个底儿朝天”,她去了艾略特两次结婚受洗的教堂、在牛津大学的单身宿舍、去世时的房间、骨灰埋葬的地方,他笔下发生过谋杀案的坎特伯雷大教堂……她还在教堂里找到了艾略特写的《小吉丁》。

由于不爱做攻略,旅行的路上常有奇遇。探访梭罗墓地途中,她无意间入住了著名的闹鬼酒店,离开后才听说种种诡异的传闻,诸如不翼而飞的信用卡、穿白衣服的女人,简直是鬼故事的常见要素,她想想就后怕。

一块16开杂志大小的墓地,不显眼,想要找到相当困难。路上碰见一位年轻人,路也问他梭罗的墓地在哪儿,年轻人回答:“我也在找梭罗,你跟我一起去吗?梭罗在我们镇上开星巴克咖啡馆,拿着iPad。”真有趣,“他想告诉我,梭罗如果生活在今天,就跟我们一样,也拿着智能手机、iPad,也被同化了,根本抵抗不过现代的高科技。”

这些听来如奇闻的事,往往是一段心血来潮旅行的意外收获。“这些突发的事,这种心血来潮的时刻,一辈子都不会后悔,将来老了回忆起来,这是我生命中最奇妙的经历。”

新冠疫情,让“诗和远方”变成了“诗和家门口”。用路也自己的话来说,“对于一个时常打开抽屉查看护照是否安好的人、一个对着世界地图册发呆和胡思乱想的人,这简直相当于裹足不前甚至关了禁闭。”

两年多,她几乎一直待在济南,这位坐不住、“写本书都得用绳子捆在椅子上”的诗人,读了不少书,完成了好几部书稿。封闭的生活里,时间也好似变多了,这让路也有机会仔细打量自幼生长、再熟悉不过的南部山区。

她每天早出晚归,乘坐公交车在市区和南部山区之间往返。戴着遮阳帽和口罩,背着双肩包,包里放着瓶装水和简单的食物,一个人在山中行走,沿着盘山公路,偶尔发现一条不知名的河,河水清澈见底;空无一人的山谷,无名的野泉像水开了一样咕嘟咕嘟地冒出来,好似神迹一般。

路也的童年就属于这里:外祖父和外祖母的墓地,出生时的医院,上过的小学,赶过的大集,买过彩色塑料头绳的供销社,走过的石板路……一草一木,一砖一石,还留有记忆的残影。如今,回想起这段时光,她莫名想起一个词,“午后的空旷”:午后,人们多窝在家里打盹儿,到处都是寂静的,阳光默默地照着,时间慢慢地流淌,好像人永远也长不大。她最近把自己的童年写了下来,写成长篇小说,名字决定叫《午后的空旷》。

恐惧与文学

人到中年,路也开始觉得,一个人的童年竟如此重要,“好像转了一圈又回去了”。作家的写作如何开始?这个问题有很多种回答:有天赋使然,有为谋生而写,还有因虚荣开始的写作等等。追溯写作的源头时,路也发现自己的答案是恐惧,是源生于童年的恐惧。

路也人生第一个记忆,就跟死亡有关。从小父母不在身边,9个半月的时候,她就被送到姥姥家,在南部山区的一个乡村,一直待到5岁多。3岁零一个月时,姥姥去世了。棺材摆在家里,高的一头朝外,大门小门都贴着白条,突然来了好多人。路也那时候只是生气:为什么都跑到我家来看热闹?

农村常有出殡的仪式,一群人披麻戴孝,抬着棺材,嚎哭不止,最后找块地,挖个坑,把棺材推进去。这样的场面,对一个孩童来说,是陌生的、恐怖的,但路也心里越恐惧反而越想看。重复的出殡仪式,加深了她对死亡的记忆,人到时间就会消失,她想,我怎么才能永远不消失?

路也写过一篇随笔《郊区的激情》,总是生活在郊区的她,在“与都市和乡村全都若即若离”的郊区中窥见了自己的“郊区”、边缘特质。找不到归属、找不到定位,她常常像“郊区”一样存在。

自小生活在姥姥家,路也敏感地觉察到,自己姓“路”,周围人都姓“张”,她一直纳闷儿,甚至烦躁,“只要有人说我姓‘路’,我就开始哭”。别人叫她“外甥闺女”,她也反感,为什么要加个“外”字,心里觉得这不是个好字,为这事闹过好多次。

小时候融入不了村庄,上学之后,也融不到班集体中。每学期末的家长通知书,老师的评语中总有一句:该生缺乏集体主义精神。路也心里很委屈,“其实我很想有集体主义精神,很想融入集体,但是很难”。以至于后来,别人说她“有个性”,路也心里都觉得是在贬她而非夸她。长大之后,路也渐渐意识到,自己不擅长跟人交往。对人群的恐惧,让她总觉得无所适从,无处安放自己。内心与外部世界一直处于强烈的对抗。

但面对文字的千军万马时,对死亡的恐惧,对人际交往的恐惧,都暂时消失了。“我感到一种自由,自身的所有局限在写作中得到了缓解。这种缓解,让我面对困境的时候,能够一点点往前走,不至于出毛病。”所幸的是,路也在写作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1987年,路也考上山东大学中文系。80年代的尾巴,文学的黄金时代即将迎来末场,但校园里的文学气氛尚未受到太大影响。山大当时有项政策,学生只要发表文章就可以加学分,每学期150分封顶。“大家从来不比谁学习好,但会比谁又发表了什么东西。”在这样的价值标准下,同学们形成了一个默契的约定:分数不求多,及格就好。剩余的精力,全扑在写作上。甚至有同学因为着急回家,期末考试中估摸着答一个及格分数,就匆匆交上试卷。路也在功课上花的力气也不多,但光凭写作,好几个学期的学分直接加满。

毕业实习,路也被分配到临沂市下辖的一个林业局,每天上山下河钻树林子,统计栗子树多少棵,马尾松多少棵……她第一次见到生长在地里的花生、芋头和姜,高兴时就在本子上写几句诗。办公室里,别人忙着写公文,路也就抱着一本《朦胧诗选》,读诗写诗。

青春期,有满脑子的胡思乱想,蓬勃的表达欲。校园的练笔,让她的创作欲望渐渐落实。“路也”的名字,也从那个时候叫开来。路也本名路冬梅,大街上一喊“冬梅”,得有好几个回头的。她就给自己取了个笔名——路也,“也”是个无意义的虚词,但有了笔名,就能跟其他人区分,成为特殊的一个。

写作不能一直待在舒适区

“江心洲”(组诗)是路也身上很重要的一个标签,“贴在额头上,想撕也撕不掉”。近百首诗,在半年之内写就,算下来,平均每两天就能写一首,还有三四首是同一天写出来的,那段时间,“灵感砸烂了她的门”。

这组诗,不仅仅是爱情诗,但处处写到了爱情,是一种融入生命的广义的爱情。“爱情诗特别难写,像是人性的试金石,但凡掺杂一点点假,就能看出来。”如今路也回想,那组被公认为好的爱情诗、“真”的爱情诗,只有在当时那种飞扬的、轻盈的生命状态里才能写出,是可遇不可求的。

“曾经有人劝我,你还是适合写那种诗。这种说法我是不同意的,对自己也是不负责任。这是一种缺乏期待的写作。”

路也引用了奥登关于成为大诗人的几项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尽管其诗作早已经是成熟作品,但其成熟过程要一直持续到老。写一首好诗不难,难的是在不同的阶段包括创作的最后阶段,总能写出不同于以往的好诗。

“当然我不是大诗人,但我同意奥登所说的话,写作不能一直待在舒适区。每个阶段的生命都有每个阶段的内涵,可能有一种质地是贯穿始终的、不变的,但是在质地不变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分出阶段性。哪怕这种实验和试错是失败的,也是值得的。”

就像河流到了时候就该拐弯一样,写作跟路也的生命历程是一致的。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散文、小说、诗歌,她什么都写,“眉毛胡子一把抓”。甚至“一鱼三吃”,一件事分三种文体来写,写成诗,不过瘾,还要写成散文,还不过瘾,再写成小说。年轻的时候,精力旺盛,永远不知疲倦,“现在不会这么干了,也不敢这么干了”。

39岁之后,路也基本不写小说了。最直接的原因是,身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毛病,写不动了。而且,新的现代传播方式对小说写法提出了更高更深层的要求,而她还没有找到与此相适应的更恰当的表达路径。很多人都跟路也说过她的小说好看。有一个打了石膏、在病床上躺着的人,因为看了她的小说,笑得把石膏震开,差点儿到了要重新做手术的地步。路也的小说有谐趣的成分,“但光逗乐也不行,会感到疲惫”,她对自己的小说总是不满意。

她迄今为止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写父亲的。2005年,父亲突遭意外,遇车祸,昏迷去世,家里的顶梁柱塌了。接下来,还有长达半年家务与官司缠身。“那时候虽然已经30多岁了,但心里总感觉自己还未成年”,父亲的意外,让路也好似一夜之间长大,从前所有不能做、不敢面对的事情,突然都有能力承受了。

性格本就直爽的路也,自那时起变得更加直截了当。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是数学公理,也是她遵奉的人生法则。有学生跟她聊天时,喜欢“穿靴戴帽”,七拐八拐才含含糊糊地说出重点,有话不直说,她不喜欢。人际交往的不必要寒暄,她也不能忍受。“人生这么短,为什么要拐弯?没有时间拐弯。”

从那以后,路也开始大量阅读哲学书籍,每时每刻地读,没日没夜地读,“好像生命中那种悲怆,只能用阅读压过去”。在外人看来,她好像已经走出了阴霾,像从前一样正常工作和生活。路也知道,她只是把这件事搁置起来。4年后,终于有勇气面对,她写了一部名为《下午五点钟》的长篇小说,“作为自己多年小说创作生涯的终结”。路也之前梳理自己的创作年表时这样总结,不过,这句话马上就要不适用了。她又重新捡起写小说的笔,要给自己的童年留下点儿文字。

小说、散文、诗歌,路也什么都写,她总在为表达选择一种适合的文体,但诗歌永远是她的本体,偶尔离家出走,却总会回到诗歌的出生地。她的性情,也更接近诗。中国作协《诗刊》社副主编霍俊明评价她,“‘诗人’本色让她自觉地返回和靠近诗歌”“在诗歌语言中的路也是最真实、自在、自我的,因为诗是容不得任何伪饰和矫情的”。

获得第三届华文青年诗人奖时,路也曾谈论自己的诗观,“我的诗歌与我的生命状态密切相关,而与功名成就无关,与流派无关,与写作抱负无关,就像女人做针线活一样,于我只是一种日常状态。往往我某个阶段的生命状态会决定一首诗的好坏,我从来不信赖那种过分强调技巧的诗歌,只有技巧的诗歌等于装配车间里生产的机器零件。”这或许就是她不变的诗歌质地。

最近的《天空下》《大雪封门》,这两部同期的诗歌集,被认为是路也的中年转型之作。2020年秋天到2021年初,灵感造访的次数特别多。世界的动荡,生命的流逝,幽闭的状态,“身体内部产生出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用以抵挡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将这种冲撞交付给大自然,诗歌就自然流泻而出。

人到中年,生命变得辽阔,诗就辽阔。《天空下》被评价为“是一些内视之诗。它们直面生存,深沉之思中有超然的心性,与生活的对话中发现的不堪,常常藉由大自然而获得化解。但‘化解’并非诗人的目的。直面生活和自我常让其有‘失败者’的自我形容,这种失败并非精神领域的,诗人以其强大的精神力,统摄着生活中的一切:不管是细微点滴,还是庞然大物。”

不设限的人生

路也写作上从不设限,她的人生也不设限。“我是一个兴趣过于广泛并且专注事项的领地总在不断扩张的人。”

她现在近视得很厉害,眼镜度数将近800度。原以为上了年纪会老花眼,抵消一部分近视度数,她不但没有,反而更加深了。医生说,她属于人群中3%的不花眼的人,但也许只是现在不花眼。路也十分庆幸,虽然近视严重,但不妨碍看书。

她从三十七八岁时,开始大量地读哲学书,曾立志把古今中外,尤其是西方的人文社科经典通通读遍,几乎是“饕餮式阅读”。结果身体先扛不住了,查出患有“桥本氏甲减”。“我忘了,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书是读不完的。”尝过了读书的“代价”,路也依旧爱阅读。人到中年之后,越来越喜欢读理论书,理论书会直接告诉问题的本质和答案,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这些年,路也还不停地学英语,有时候一天长达五六个小时。一开始是被逼无奈。出国访学,应付日常生活和工作需要,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上现代诗歌课,很多诗歌极其拙劣的翻译,让她看了气不打一处来,就让学生试着读英文原文,甚至自己动手翻译。“不同语言之间,可以互相激发。比方说,里尔克、艾略特都有过这种经验,用母语写作写不出来时,就换另一种语言写,这是冲破写作瓶颈的一种方式。”路也也会模仿着来,写不了英文诗,就读英文诗。

最近,路也跟朋友聊起来,说“我这辈子有件事没干,这件事不干,就像没有生过疹子一样,有缺憾。”这个未完成的计划就是出国留学。她打算将来——比如,等自己60岁退休之后——来实现它。朋友听了,一拍即合,商量着马上要学英语,考雅思。换个人,可能会说:都60岁了,退休了,不在家里好好地颐养天年,折腾什么?但路也从来不爱听这类话,也从不会听进去,让她一直待在原地,不能涉险,简直是断了她的路。

她对自己的性格,有过一番精妙阐释,是从星座角度切入的:我是射手座、O型血的人,连代表外在气质的上升星座都落在白羊座上,掌控内在人格的月亮落在了天秤座上,最重要的星盘项目里面,两个火象再加一个风象,这差不多等于火上浇油的同时又煽风点火了。这决定了我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由自在的懒人,不适合按部就班,总是越界过线,不小心跑到既定秩序之外,同时从外表看上去又是一个多血质的勇往直前的人,或者说冒冒失失的人吧。小时候我莫名其妙地老有一种要把家里的方桌掀翻的冲动,长大以后就老想把这个世界掀翻了。当然由于条件所限,实际上我什么也干不了,只能在纸上或电脑屏幕上冲锋陷阵,最后掀翻的可能是我自己。

也正因为如此,路也最喜欢的地方就是飞机场——她不喜欢飞机降落,只喜欢飞机起飞。飞翔是她渴望的姿势,但单纯轻盈地飞是飞不起来的,须得摆脱地心引力。施加一个大的作用力,才能获得同样大的反作用力。“一点压力都没有,又如何起飞呢?”

知女莫若母。有一次,路也的妈妈正在看电视,两个人发生了一段对话:

“有件事你肯定愿意干。”

“什么事?”

“有条新闻,美国航天局说花多少多少钱就可以坐宇宙飞船上月球。你是不是很想干这件事?”

“你怎么知道?就是没钱,如果有条件可以去另一个星球上看看,我肯定想去。”

“我一看这个新闻,就知道你想去。”

“写作这件事我说了算”  

路也是一位经常并且擅长总结自己人生经验的人,采访她基本不需要费什么力气,也不用担心她藏着掖着、不肯说实话,作家的本性让她出口成章,语言自带一种不必修饰的美。抛出一个话题,她能迅速调动出记忆和经验,有时三两句带过,有时能讲出一篇长文来,讲她的经历,剖析她的性格,对着一个仅有一面之缘的人,和盘托出。

就像她对自己的形容一样,“风风火火”是她性格里很浓的一抹色彩。激情是写诗的能量。这跟她写作时的经验一致,写得越快的诗,越可能让自己满意,越可能是一首好诗,相反,拖拖拉拉,往往不会是好诗。她的本性适合写诗,或者说,写诗出自她的生命本能。

“在某个背景之下,不写就很难受,度日如年,像发高烧,我大致上是一个行动保守、想法却胆大妄为的人。写这些诗似乎可以缓解紧张情绪,可以让自己得以熬过一天又一天,它们像拐棍支撑着我,还像一个容器盛下了我的某种罪恶念头,这样可以使我在日常生活中显得既正常又规矩。”所以,她自觉也不自觉地变成围绕着诗打转,上课讲诗,下课读诗、写诗,生活也是为诗歌作准备。

生活中有很多无所适从的时候。尤其对路也这种自小“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要跟世界撞个头破血流的人,想要循规蹈矩地生活,实在太难。不适感、不协调,时常涌现,无法把握的事情太多。但至少,“写作这件事情我说了算”,路也说。

(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李梦馨 报道)

责任编辑: 杜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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