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法律有些内容，在今人看来，颇有趣，实则蕴含极深的文化传统。在明朝，哪怕溜须拍马，不注意分寸，也会挨板子，甚至丢了身家性命。

在《大明律》中的“现任官辄自立碑”与“上言大臣德政”条，属于歌功颂德的罪名，但两者的定性与量刑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前者针对现任官，强调道德的属性，乃是违反礼制的行为；后者针对宰执大臣，却涵括士庶人等，强调政治的属性，乃是违反职制行为。

这第一条罪名叫“现任官辄自立碑”，算是比较常见。在山东地界上，至今仍存有不少此类证据。现任官立碑，在那时叫“遗爱碑”“去思碑”。一般是官员卸任、离任时，所谓“在官有善政，考秩已终”，大伙觉得该给立一个。这种方式，早在唐朝封演《封氏闻见记》中就有记载：“吏人立碑颂德者，皆须审详事实，州司以状闻奏，恩勅听许，然后得建之。”即是说，百姓要立，上面要弄清事实才准立。这至少表明，立“遗爱”一类的碑，程序须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

当然，也有还在任上就忙着给自己立碑的，但这需“讽动群小，外矫辞让”。这样的话，就很需要艺术啦！自己不说让底下人说，然后虚情假意一下便顺水推舟。

《西狭颂》碑拓片

从总体上说，官员立碑，主要分布在交通要道、县衙门口。就其内容来说，可以分为常规政务和特殊政务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发展生产，发展教育，约束属吏，整治陋规四大类；后者主要为自然灾害的救济和特殊时期处理地方社会关系。

立碑之事，不单明朝就有，好官立常碑，孬官常立碑。在东汉武都太守李翕的《西狭颂》碑中，记述了李翕生平和屡任地方行政长官的卓越政绩，颂扬他如何率领民众开通西狭道路、为民造福之德政。但后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碑文与历史记载“不相合也”，结论为“一时谀颂之言，断不如史之纪实”，并且“观碑阴列名尽其属吏，无一士民。”

“上言大臣德政罪”这项罪名更严重。专制君主喜欢奉承，臣民对他进行歌功颂德。臣民对皇帝的歌功颂德，也存在着危险，稍不小心，就会赔上身家性命，但没有什么限制。可你如果给皇帝上疏，说宰相大人治国有方，一代贤良，那你要不是自寻死路，可能就是跟宰相大人有仇，故意替他找死。

“上言大臣德政”也是朱元璋“重典治吏”的表现。“重典治吏”，就是指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官吏。该条规定：“凡诸衙门官吏及士庶人等，若有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党，务要鞫问穷究来历明白，犯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宰执大臣知情与同罪，不知者不坐。”

立法者的智慧，也来自当时的实践。没事歌颂官员德政的，“非图引用，便系报私”——不是为了往上爬，那就是为了报私恩。

责任编辑： 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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